論文導讀：環境法的法益，也即應受環境法保護和調整的環境利益，可以進一步界分為兩大類:“資源利益”和“生態利益”。所謂資源利益，是人們在開發利用環境與自然資源過程中形成的利益，首先體現為滿足人們經濟需要的經濟性利益，同時也體現為滿足人們對整體良好環境需要的物質和精神性利益，經濟學中對應的概念是“環境公共產品”。所謂生態利益，指自然生態系統對人類的生產、生活和環境條件產生的非物質性的有益影響和有利效果，這一利益最終體現為滿足人們對良好環境質量需求的精神利益，大致對應生態經濟學所謂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資源利益和生態利益均產生于自然生態系統及其環境要素，受人類活動影響，且交互作用，具有“一體兩面、環環相扣”的整體性特點。本文選自《中國生態農業學報》。《中國生態農業學報》原名《生態農業研究》，1993年創刊，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和中國生態經濟學會主辦，科學出版社出版。系中國期刊方陣雙效期刊、中國科技核心期刊，中國科技論文統計源刊、萬方數據庫統計源刊、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源刊、中國期刊網統計源刊以及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源刊，并被國際農業生物學文摘(CABI)、美國化學文摘(CA)、哥白尼索引(IC)、美國烏利希國際期刊指南等國際數據庫及檢索單位收錄�！吨袊�生態農業學報》是以農業生態學為理論基礎，研究農業生態系統及其穩定發展理論與技術的大農業學術期刊。主要報道農業生態學、生態經濟學、生態學及資源與環境保護等領域創新性研究成果。主要刊登土壤、施肥與植物營養、水資源及其高效利用、作物水分生理生態、農業高效栽培技術與機理、作物抗性生理生態、抗性育種、病蟲害防治、生物多樣性保護、資源優化配置及其效益分析、農業生態工程技術、無公害農產品生產技術、農業環境污染防治及農業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研究報告、研究簡報及綜述,以及生態農業建設和生態農業示范區建設典型模式與典型經驗等。適于國內外從事農業生態學、生態經濟學及環境保護等領域的科技人員、高等院校有關專業師生、農業及環境管理工作者及基層從事生態農業建設的技術人員閱讀和投稿。

　　關鍵詞：法益分析,環境法體系,中國生態農業學報

　　一、中國環境法律體系的應然架構分析

　　(一)法益分析視角的論證

　　環境法的法益，也即應受環境法保護和調整的環境利益，可以進一步界分為兩大類:“資源利益”和“生態利益”。所謂資源利益，是人們在開發利用環境與自然資源過程中形成的利益，首先體現為滿足人們經濟需要的經濟性利益，同時也體現為滿足人們對整體良好環境需要的物質和精神性利益，經濟學中對應的概念是“環境公共產品”。所謂生態利益，指自然生態系統對人類的生產、生活和環境條件產生的非物質性的有益影響和有利效果，這一利益最終體現為滿足人們對良好環境質量需求的精神利益，大致對應生態經濟學所謂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資源利益和生態利益均產生于自然生態系統及其環境要素，受人類活動影響，且交互作用，具有“一體兩面、環環相扣”的整體性特點。比如，植樹造林不僅會產出產品資源，也會產出美化環境、滿足人們對良好環境的需要的利益;如果不加節制的濫砍濫伐而不進行更替和養護，附著于其上的資源利益和生態利益也會同時受到侵害。環境法并不排斥生態環境受人類活動的干預，而是允許人們在不超越環境負荷能力的限度內開發利用環境資源，實現社會的協調持續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對資源利益的調整，傳統部門法的著眼點是通過資源權屬、使用等制度的設計，盡可能地做到“物盡其用”。而環境法則著眼于資源的開發利用不得損害公眾環境利益，在“物盡其用”和“不損害公共環境利益”之間尋求平衡并進而通過立法加以保障。由此，自然資源保護法必然會成為環境法體系的核心部分。對生態利益的調整，本質上通過立法協調利益沖突，保障人們最基本的生存環境并進而追求優美環境質量。生存環境不被污染是最低限度的要求，環境污染防治法因之不可或缺;除此之外，為促進生態利益的增進，生態建設和生態保護亦需要立法予以保障，生態保護法由此應運而生。以上三類亞法律部門分別指向資源破壞、環境污染和生態保護。資源利益和生態利益的整體性特點，要求還應當有從源頭治理到末端治理的綜合性立法、資源循環利用法(或循環經濟法)、能源與節能減排法等本質上是對資源利益和生態利益進行綜合協調的立法，亦應歸入環境法的體系。關于循環經濟法的部門歸屬，學界有不同的觀點，主要分為經濟法說、環境法說、綜合法說、獨立法律部門說等。循環經濟是由“資源———產品———再生資源”所構成的、物質反復循環流動的經濟發展模式，其基本特征是對資源的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它以資源消耗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指導人們的行為，以此節約和合理利用資源，最大限度地減少經濟活動對環境的破壞，最終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無論從循環經濟法的立法價值目標、調整對象，還是制度內容，均應屬于環境法的范疇。其一，循環經濟法的核心價值是“生態文明”或“生態和諧”，其他如“環境安全”、“生態效益”等價值服務于該核心價值，與環境法的核心價值趨于同一;其二，從調整對象看，循環經濟活動中形成的各種社會關系，也就是人們在減少資源開發有效利用資源，保護和改善環境中形成的社會關系。這與環境法的調整對象并沒有實質區別。其三，從制度內容看，循環經濟法延用了環境法的大部分內容和制度，其特殊的制度設計如3Ｒ循環制度(即減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環“recycle”)等也已影響到了環境法，是環境法內容變革和完善的方向。事實上二者在內容和特征上大部分重合，循環經濟法與其他部門法的內容和特征上只有交叉或少量的非主要因素的重合。有學者認為，循環經濟法的原則應當貫穿于整個環境法體系之中。〔2〕因此，循環經濟法屬于環境法的判斷是更趨近于對其本質的認識。關于應對氣候變化的立法模式及其部門法歸屬，學界及立法機關亦有不同認識。比如，有學者認為應將“應對氣候變化”作為專章納入《能源法》加以規制;〔3〕立法機關曾試圖把“應對氣候變化”納入《大氣污染防治法》加以規制;〔4〕有學者主張中國應當制定專門的《氣候變化應對法》〔5〕。筆者認為，應對氣候變化立法實質上是低碳減排立法，涉及環境立法體系中的多部法律，僅靠在某一部法律中加以全面規制難以達到立法目的。在制定專門的低碳減排法的同時，通過修改能源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氣象法等法律來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是未來的可選的路徑。當然，應對氣候變化還將涉及行政法、民法、國際法等其他部門法的通力配合，雖然，“環境問題的特點和內在規律決定了環境法調整方法的綜合性和某些法律制度的綜合性”，〔6〕但從立法保護的法益、調整手段等角度判斷，節能減排與能源類法律當屬環境法體系則確定無疑。

　　(二)部門法發展史視角的判斷

　　從部門法產生的實然角度，環境法是為解決現代環境問題而興起的后起部門法。環境法最初所關注的環境問題，主要是指因人為原因而引發的次生環境問題，包括環境污染和自然資源破壞兩大類。前者是因人類生產生活中產生的大量污染物進入環境，引起生態環境質量下降而有害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現象，包括大氣污染、水污染、海洋環境污染、固體廢物污染、噪聲污染、輻射污染等;后者是人類不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過量地向環境索取物質和能量，使得自然生態環境的恢復和增殖能力受到破壞的現象，如森林覆蓋率下降、草原退化、水土流失、土壤貧瘠化、沙漠化、礦產資源過度開采引起枯竭等。作為應對環境問題而產生的環境法，其部門法體系中，早期相關規范正是對應上述環境問題而產生的環境污染防治法和自然資源保護法。理論上講，因自然原因引發的原生環境問題，如火山爆發、地震、洪水、泥石流、氣候變化的自然演替等造成的各種自然災害，是人類所無法控制的，其危害后果也難以為人們所估量。但是，人類可以通過采取預防措施，盡可能地減少或避免危害后果的發生。于是，就產生了有關防災減災的專門立法。隨著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環境問題不斷出現新的變化，為應對新的問題，環境法律體系也在逐步走向豐富和多元，向“縱深”方向演進。生物多樣性銳減、土地荒漠化、景觀舒適度下降等問題的日益凸顯，催生了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國家森林公園、生物多樣性、自然文化遺跡等生態保護立法的發展，正如有論者指出:“環境法的基本內容，在20世紀末開始發生變化，從側重污染防治轉向了生態保護，集中表現為保護生物多樣性、濕地和土壤，其理念和方法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國外學者將其稱為‘第一代環境法’向‘第二代環境法’的轉變”�！�7〕這一發展趨勢在中國環境立法中亦得到一定體現。與之同時，因大量溫室氣體排放而導致的全球氣候變化、臭氧層破壞等廣域性、全局性環境問題的出現，對環境法提出了新的挑戰。傳統的環境污染防治法主要是針對污染因子進行的末端治理，缺少從源頭到末端的全過程治理;針對某一自然資源保護的單行立法往往存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傾向，對各自然資源要素之間的整體性、互動性缺乏有效關照，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清潔生產法、循環經濟法、節約能源法等新型的以“環境友好、資源節約”為特征，以改變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為理念，綜合高效利用能源資源的法律漸次進入立法者的視野，成為環境法體系的組成部分。關于環境法律責任，具有代表性的學說有:違法行為說;義務違反說;環境危害說。本文認為，環境法律責任是指行為人因違法、違約和對環境造成危害而應承擔的否定性法律后果〔8〕。依據傳統法律責任的形式，環境法律責任一般被劃分為環境行政法律責任、環境民事法律責任和環境刑事法律責任。但是，隨著公眾環境權益保護的需要及理論研究的深入，上述責任形式已不能涵蓋環境法律責任的全部內容。以環境要素為媒介，針對特定的主體人身、財產的環境侵權責任之外，對生態環境本身造成的損害(通常謂之環境損害)，如何承擔責任正在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有學者提出“生態損害的社會化填補”，即通過建立生態損害責任保險、生態損害填補基金、生態損害行業分險分擔協議等方式，對生態損害進行救濟�！�9〕雖然，關于環境侵害責任特別是環境損害責任目前只限于學術探討層面，但在未來的環境法律體系中理應涵蓋其中。通過以上兩個層面的考察，筆者得出的結論是:從橫向劃分，當下中國環境法律體系的內容，應當涵蓋環境污染防治法、自然資源保護法、生態保護法、資源循環利用法、能源與節能減排法、防災減災法、環境侵害責任法等七大亞法律部門。

　　二、中國環境法律體系的實然構成與評價

　　中國的環境法律體系建設，與國家改革開放進程幾乎是同步進行的�！吨腥A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于1979年頒布實施，以此為肇始，環境立法蓬勃發展，迄今已初步形成一個以《環境保護法》為基本法，以環境污染防治法、自然資源保護法、生態保護法、資源循環利用法、節能減排法、防災減災法等多個門類的法律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規規章、地方性法規等多層次、體系較為完整的環境法律體系。

　　(一)環境法律體系的基本內容

　　中國環境法體系包括現行有效法律26部，行政法規50余部;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和政府規章660余項，國家標準800多項�！�10〕。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11〕環境法律占全部法律的10%左右;環境行政法規占全部行政法規的7%左右。可見，環境法律體系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一個門類相對齊全、結構較為完整的法律部門。1.環境污染防治法�，F行《環境保護法》第四章“防治環境污染和其他公害”，對環境污染進行了列舉性規定，即“在生產建設或者其他活動中產生的廢氣、廢水、廢渣、粉塵、惡臭氣體、放射性物質以及噪聲、振動、電磁波輻射等對環境的污染和損害”。目前，這方面的單行法律有6部，分別是:《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主要的行政法規和規章有:《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農藥管理條例》、《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暫行條例》、《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條例》、《海洋傾廢管理條例》、《海洋石油勘探開發環境保護管理條例》、《防止拆船污染環境管理條例》、《防治陸源污染物污染損害海洋環境管理條例》、《防治海岸工程建設項目污染損害海洋環境管理條例》、《核材料管理條例》、《監控化學品管理條例》等。2.自然資源保護法。自然資源是指自然界中能給人類提供生活和生產需要的物質和能量，如大氣、土地、水、森林、草原、生物、各種礦產資源等。中國對自然資源保護通常采取綜合勘探、綜合開發、綜合利用、回收再用和開發替代資源以及對可更新資源實行營造養殖、適度開發的方法。〔12〕現行有效的自然資源保護法律有7部:《土地管理法》、《水法》、《森林法》、《草原法》、《漁業法》、《礦產資源法》、《野生動物保護法》。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主要有:《野生植物保護條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基本農田保護條例》、《森林防火條例》、《森林采伐更新管理辦法》、《森林資源檔案管理辦法》、《森林病蟲害防治條例》、《草原防火條例》等。3.生態保護法。“生態”是與生物有關的各種相互關系的總和，生態保護的目的在于增進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保障公眾生態利益。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開始意識到生態保護的重要性，開始加強這方面的立法。目前可以歸類為生態保護法的單行法律有3部:《野生動物保護法》、《水土保持法》、《防沙治沙法》。行政法規主要有:《野生植物保護條例》、《自然保護區條例》、《風景名勝區條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病危野生動植物進出口管理條例》、《微生物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條例》、《農業轉基因生活安全管理條例》等。4.資源循環利用法。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替代原有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成為了經濟發展的方向，減少廢物的產生、加強資源的循環和再生使用的理念將有關的法律規范整合成了環境法的一個新的分支體系———資源循環利用法。這類單行法律目前主要有2部:《清潔生產促進法》、《循環經濟促進法》。5.能源與節能減排法。能源法的保護對象是能源，即“燃料、流水、陽光、風等可通過適當設備變為人類所需能量的資源”。有關節能減排與能源開發利用的主要法律有4部:《節約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電力法》、《煤炭法》。6.防災減災法。防災減災法是指有關防治、減輕自然災害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目前主要的法律有3部:《防洪法》、《防震減災法》、《氣象法》。此外，還有一類涉及國家綜合監管的立法，上述分類均不能涵蓋，應當歸類為環境基本法相關法的范疇。目前有法律1部:環境影響評價法。主要的法規和規章有: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規劃環境評價條例，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辦法、環境信息公開辦法等。除國家層面的法律、法規和規章之外，各地還結合實際制定了地方性環境法規和規章，其中既有綜合性環境立法，也有專門和單行的環境立法。這些地方立法既彌補了國家立法之不足，又通過地方的實踐和試點，推動國家層面環境立法的整體創新。總體看，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進程中，環境法是發展最快的法律之一。這種迅速發展，一方面是中國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和解決問題的迫切性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整個中國法制推進的必然結果�！�13〕從部門法發展的歷史來看，中國的環境法脫胎于經濟法，迄今仍有認為環境法是經濟法的一個子部門法;或者認為環境法橫跨經濟法和行政法的觀點，官方對部門法的分類也常常會印證這一點。〔14〕實際上，環境法經過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已形成自己獨立的調整對象、調整方法和價值追求，已然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環境法律的實施，使得中國的環境與資源保護領域基本上實現了“有法可依”，為促進國家環境管理的法制化、保障公眾合法環境權益、為協調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中國環境法律體系建設的不足

　　1.環境基本法“空殼化”《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的立法定位是“環境保護基本法”，它規定了環境保護的基本原則、基本制度，將環境污染防治、自然資源保護和生態保護都納入到了環境保護的范圍。但是，從《環境保護法》的體例安排與內容設計考察，該法離“基本法”還有一定距離。現行《環境保護法》共六章，分別為:總則;環境監督管理;保護和改善環境;防治環境污染和其他公害;法律責任。其中，第四章防治環境污染和其他公害所占比例過大，致該法在很大程度上淪為污染防治法基本法。同時，由于立法的滯后性，對有關節能減排、循環經濟等方面的基本原則和制度沒有及時補充進去。由此，《環境保護法》與其“基本法”的定位尚不能完全匹配。從實施效果看，“《環境保護法》歷經20余年，卻一直沒有被修訂，其內容已與現實脫節，跟不上時代的發展，甚至跟后來制定的單行環境法律相沖突”。“各有關部門認識到通過法律固化行政權力及其利益的重要性，‘跑馬圈地’制定各類單行法，致使本應作為基本法的《環境保護法》被架空、被擱置。”〔15〕有統計顯示，《環境保護法》的所有條文，70%—80%的內容已經被環保單行法、相關法完善了，《環境保護法》中原則性的規定處于“名存實亡”的狀態。甚至一些單行法中的部分法條也與《環境保護法》發生沖突。比如，《環境保護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排放污染物超過國家或者地方規定的污染物排放標準的企業事業單位，依照國家規定繳納超標準排污費”。也就是說，《環境保護法》規定企業繳納排污費，就可以超標排污。而2008年修訂后的《水污染防治法》中第九條就規定:“企業應遵守污染物排放標準和總量控制指標提出的禁止性要求，不得超過國家或地方規定的排放標準和總量控制指標排放水污染物”。同時，《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四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排放水污染物超過國家或者地方規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標準，處應繳納排污費數額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因此，修訂《環境保護法》已經成為當務之急。2.環境法律體系內部劃分不清晰，協調性不足如前所述，學界對環境法的體系架構尚存在不同認識，除循環經濟法、應對氣候變化與低碳減排法等新興法律存在部門法歸屬爭議之外，對生態保護法、自然資源法等環境法亞法律部門的劃分上亦存在模糊認識。實際上，生態保護法注重生態系統的平衡，與生態學密切相關，因此，生態保護法必然要體現和遵守相關的生態規律，如物物相關規律、環境承載能力有限規律、多樣穩定規律、物質能量輸入、輸出動態平衡規律等等。它通常是在各個自然資源法規范和制度的基礎上形成的，是一個綜合性法律部門，有時往往要通過自然資源法部門來實現，但生態保護法與自然資源法仍各不失其獨立性，二者有質的區別。構建以環境基本法為核心，以環境污染防治法、自然資源保護法、生態保護法、資源循環利用法、節能減排法、防災減災法、環境侵害責任法為主干的結構完整、分工協作、協調合理的環境法律體系，對完善環境法學理論體系，推動中國的環境法制建設無疑具有重要意義。3.環境法律體系存在立法不周延從法律體系內部的邏輯架構及環境保護現實需要的雙重視角審視，中國的環境法律體系仍然存在立法不周延的狀況，一些重要領域的立法缺失，目前最明顯的就是生態保護領域制度保障不足，《環境損害責任法》未能進入立法者的視野。生態保護法是指調整在維持生態平衡，保護整體生態環境和生態功能以及特殊自然環境過程形成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在生態保護方面，中國過去對生態價值的認識不夠，過多的重視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因此在生態保護方面的立法也比較薄弱，僅涉及到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地域環境保護，如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國家森林公園、自然文化遺跡保護的單一立法等。一些重要的生態利益保障制度，如生態利益的供給制度、公平分享制度、合理補償制度沒有完全建立，是造成實踐中生態利益供給不足、分配不公和補償不力的制度根源。實踐中出現了一批治理荒山、沙漠、發展生態產業，改善局部生態系統的生態服務功能的單位、組織和個人，卻不能得到相應激勵和補償的案例�！�16〕環境責任法是保障環境法實施的具有強制力最后“屏障”。前文述及，傳統的環境民事侵權責任方式、環境行政責任方式已不能對新型的環境損害進行有效救濟。由于缺乏專門的環境損害責任立法，一系列重大環境損害事件中，公眾因生態利益受損而提出的賠償請求也往往得不到支持�！�17〕除了建立生態保護制度，從“源頭”與“過程”實行全面控制外，還應積極尋求環境損害賠償的的救濟之途，已經成為學界的共識。呂忠梅教授的研究團隊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侵害法(建議草案)》稿，就環境侵害的民事責任、社會化責任、政府責任、救濟程序等進行了詳細探討〔18〕。應當說，盡快制定專門的《環境損害責任法》已成為環境法制建設的當務之急。

　　三、中國環境法律體系的未來發展與完善

　　建立內在協調統一、和諧自洽的環境法律體系，需要從根本上改造現行環境基本法，整合、理順法律體系內部各單行法律法規的關系，完善相關立法。

　　(一)環境基本法的定位回歸與功能發揮

　　《環境保護法》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需要，因“年久失修”而出現“空殼化”，不能對相關單行立法起有效的指導作用，已經成為學界的共識。為此，近年來要求修法的呼聲很高。2012年8月31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初審的《環境保護法(修正案草案)》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時隔一年后，該法再次啟動二審程序。本次修法的基本定位是“有限修改”，與學界期望的全面改造有較大的差距。在條文方面的修訂，主要限于環境影響評價、排污收費、限期治理、公眾環境權益、環境標準、環境監測、跨行政區污染防治協調、政府環境質量責任等八個方面內容以及相應的“法律責任”條文的修改和完善。草案一經公布，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普遍的質疑和反對。有學者尖銳地指出:“修正案草案不僅不能解決當下環境保護法律實施存在的各種問題，相反還擾亂了既定環境保護法律秩序、混淆了既定環境保護法律關系，其所展現的修改之處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修法時的理由與分析、人大代表提出議案對修法的期待以及修法的解釋與說明大相徑庭，呈現出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態勢”〔19〕。出現這種狀況，主要是政府部門、地方政府、企業、社會公眾之間激烈的利益博弈結果。據筆者了解，《環境保護法》一審草案稿目前仍處于擱淺狀態。立法者如何擺脫部門利益、集團利益的左右，是修法面臨的最大問題。有學者指出:應當在保持《環境保護法》現有框架體系的基礎上，依舊將該法定位在國家環保基本法的范疇之上。在立法思路與模式上，應當對既有自然資源保護、能源合理利用和清潔生產與循環經濟等領域目標一致的法律制度在修法中予以統一�！�20〕讓我們拭目以待。

　　(二)理順法律體系內部關系，完善相關立法

　　相互銜接、內在協調統一是構成法律體系的基本要求。環境立法同中國的其他立法一樣，長期遵循“摸著石頭過河”、“成熟一個、制定一個”的做法，環境法律體系因之在某些方面缺乏協調性。為此，需要進行重構和完善。本文提出的思路是:按照環境污染防治法、自然資源保護法、生態保護法、資源循環利用法、節能減排與能源法、防災減災法、環境侵害責任法等七大門類，整合現有環境法律體系。立法機關要統籌考慮，以可持續發展為指導思想，以憲法和環境基本法為依據，對環境法律體系內部各法律、法規、規章進行全面審視，及時做好相關法律法規的廢改立工作。第一，對原有計劃經濟時代制定的法律法規中沒有涉及的領域，如運用市場機制解決環境問題的排污權交易制度、生態補償制度等內容，應注意加以補充。第二，消除各單行法之間存在沖突的條款，保持法律體系的內在統一性、協調性、合理性。第三，增強法律的可操作性。環境立法中為數不少的法律被稱為“政策法”，比如，《清潔生產促進法》、《循環經濟促進法》等法律中存在著大量的指導性、建議性、鼓勵性條款，需要進一步修訂完善，增強其執行力和可操作性。第四，對實踐中急需而理論研究相對成熟的環境法律法規，如《環境損害責任法》、《生態補償條例》等，應盡快進入立法軌道。

　　(三)法典化:整合環境法律體系的未來可選路徑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有著深厚法典編纂傳統和強烈法典編纂情結的德國、法國等大陸法系國家，“環境法法典化”問題被提上議程，其中部分國家進入了法典化的實踐。德國于1994年制定完成了環境法典的“教授草案”，1998年又制定出了環境法典的“專家委員會草案”。法國于1998年制定了《環境法典》，瑞典于1999年頒布并實施《環境法典》。在中國，學者們也對環境法要否法典化投入了極大的興趣。梳理學界的觀點，支持環境法法典化的觀點認為:環境法典能夠對不同環境領域進行必要的統一，并將不同的法律規則有機地聯系起來，使環境法律體系統一，邏輯清晰;有助于實現環境法對形式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的更高追求;有助于提升環境法的地位與作用，加快環境法的發展。反對的觀點認為:環境法這一新興法律部門不適宜于進行法典化，環境法律制度具有分散性、復雜性、針對性和常新性的特點，企圖通過制定一部完備的法典來實現對環境領域的法律調整與規制只能是一個烏托邦;法典化會阻礙環境法理念的更新、調整領域的拓展以及調整方法的改進;難以真正有效地涵蓋與解決所有環境法律問題，完全統一環境法律制度，同時會給環境法律規范的充分有效的實施帶來許多問題�！�21〕筆者的觀點是，環境法作為新興部門法，其調整對象、調整方法尚處在不斷發展之中，制定中國環境法典的條件至少在目前尚不成熟。針對環境法律體系的協調性和邏輯性不足等問題，現實的解決路徑是通過對各有關法律法規的修改來解決。在未來環境法律體系相對定型、成熟后，法典化則不失為一條可供選擇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