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當前，認真學習和踐行中國共產黨的農村社會穩定思想，探究影響新時期農村社會穩定的問題及對策，對維護農村乃至全國社會和諧穩定、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摘 要：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前提，而中國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是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中國共產黨對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向來高度重視，并形成了較為系統的農村社會穩定思想。認真學習和踐行中國共產黨的農村社會穩定思想，探究影響新時期農村社會穩定的問題及對策，對維護農村乃至全國社會和諧穩定、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中國雜志網發論文,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村社會,穩定

　　一、農村社會穩定的戰略地位

　　從中國國情出發，走適合中國特點的發展道路，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而按照鄧小平的說法，中國的重要特點至少有兩個：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人口多特別是農民多，這種情況不是很容易改變的。這就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必須考慮的特點。”[2]換言之，充分考慮我國農民多、大部分人口在農村這一特點，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國特色”的一個重要表現。而在解決農民和農村問題、進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首要前提是保持農村社會穩定，因為“沒有穩定的環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3]28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領導集體始終高度重視農村社會穩定問題，并將之置于維護全國社會穩定、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大局中來審視。這樣一來，就賦予了農村社會穩定極為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一)農村社會穩定是全國社會穩定的基礎

　　社會穩定是發展的前提。鄧小平曾多次強調，穩定是中國最高利益之所在，是壓倒一切的任務;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和社會環境，就無法進行現代化建設和擺脫落后狀態。江澤民多次強調，必須堅決維護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沒有穩定，什么事也干不成”[4]214。胡錦濤也明確指出：維護社會穩定是做好各項工作的重要前提;能否確保社會長期穩定，是對黨的執政能力的一個重要考驗。在 2008年黨的十七屆二中全會上，胡錦濤還明確提出了“穩定是硬任務”的重要論斷：“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是順利推進改革發展的重要前提。我們一定要始終牢記，穩定是硬任務，是第一責任;發展是政績，穩定也是政績。”[5]“穩定是硬任務”的論斷，繼承發展了“穩定壓倒一切”的思想，顯示了黨中央在新形勢下對維護社會穩定的堅定態度和堅強決心。

　　農村社會穩定是基礎。由于我國大部分人口在農村，所以，黨中央歷來把農村社會穩定看作是全國社會穩定的基礎。鄧小平認為：“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國穩定不穩定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定不穩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沒有農村這一穩定的基礎是不行的。”[3]65江澤民更明確地指出：“沒有農村的穩定和全面進步，就不可能有整個社會的穩定和全面進步。”[4]118“農村穩定了，農民安居樂業了，也就從根本上保證了我們國家和社會全局的穩定。”[4]117胡錦濤也多次強調：農村穩則天下安，“對于我們這樣一個農村人口占大多數的國家來說，保持農村穩定是保持全國穩定的重要基礎。沒有農村的穩定，就沒有整個國家的穩定”[1]115。

　　(二)農村社會穩定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在1997年論及中國經濟發展時曾指出：如果中國能避免戰爭、政治動亂和烏托邦式集體主義，那么當美國和西歐在下一個二十年里經濟增長率徘徊在2%時，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應該是這個數字的兩倍。意思是說，中國要保持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維護全國社會穩定是一個必備前提。“古今中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在混亂當中把經濟建設搞上去的。唯有穩定才能搞好經濟建設。”[4]210特別是對于人口眾多、民族成分復雜、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的中國來說，維護社會穩定對于保障國民經濟發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它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首要條件和根本保證

　　保持社會穩定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首要條件和根本保證，這是就全國而言的。然而，我國的一個現實基本國情是：大部分人口居住在農村，農民是人數最多的社會群體，他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依靠力量。農村、農民的這種特殊地位，使得他們成為影響全國社會穩定的重要變量。亨廷頓在談到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穩定時曾說：“得農村者得天下。在傳統社會和現代化初期，穩定的基礎是在農村。”“農村的作用是一個變數;它不是穩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6]267特別是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農民的參與意識、民主觀念、維權意識將越來越強，農民和農村極有可能演變為全國社會穩定的決定性因素。這一點，早已被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實踐所證實。正如有學者指出：“農村的興旺治亂是一個國家穩定與否的基石和標志。國家的亂始于農村，農村的治必將帶來國家的興旺與安寧，這幾乎是發展中國家政治發展的普遍性規律。”[7]對于我國而言，雖然30多年的改革發展已經使農民占人口的比重大大降低，但這并沒有改變農村人口占多數的基本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村穩定既關乎全國和諧穩定的大局，更是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先決條件和重要保障。假如農村動蕩不安、社會秩序混亂，談何經濟發展?!因此，2008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著眼于農村改革30年之后的形勢與任務，明確提出了“促進社會和諧，必須抓住農村穩定這個大局，完善農村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證農民安居樂業，為實現國家長治久安打下堅實基礎”的要求。

　　二、當前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主要問題

　　重視維護農村社會穩定是黨中央的一貫態度，特別是最近幾年，黨中央對農村社會穩定問題更為高度重視，這僅從近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就可見一斑。比如，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 “高度重視農村社會穩定工作，妥善解決農村征地、環境污染、移民搬遷、集體資產處置等引發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做好農村信訪工作，搞好農村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推進農村警務建設，反對和制止利用宗教、宗族勢力干預農村公共事務，嚴密防范境外敵對勢力對農村的滲透，保持農村社會和諧穩定。”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指出：“切實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完善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切實解決好農村征地、環境污染、移民安置、集體資產管理等方面損害農民利益的突出問題。”這兩個文件專門針對農村社會穩定作出大篇幅論述，這在本世紀以來的“中央一號文件”中是少見的，這不僅表明了中央對維護農村社會穩定的明確態度，也顯露出農村社會穩定的嚴峻形勢。應當說，當前農村社會總體上是穩定的，但也潛伏著兩個方面的不穩定因素：其一，是傳統意義上的、長期影響農村穩定的因素，如農村封建迷信活動及非法宗教活動、農村宗族矛盾與鄰里糾紛、農村水土林草資源權屬爭端等。其二，是在改革發展過程中新產生或凸現的不穩定因素。對于前者，學術界已經多有研究，以下僅就后者擇要敘之： 　　(一)土地使用管理問題突出

　　“土地是農業最基本的生產資料，也是農民最可靠的社會保障。長期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既是發展農業生產力的客觀要求，也是穩定農村社會的一項帶根本性的措施。”[8]213但近些年來，土地使用管理問題已經演變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個極為突出的問題，從而成為影響農村穩定的首要因素和棘手難題。土地使用管理問題中，除了土地清理、地界糾紛等舊問題之外，還有一些日漸突出的新問題：其一，強行征占土地問題。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土地的資源稀缺性更加凸顯，一些地方的財政甚至成為 “土地財政”，侵害農民土地權益的現象時有發生：一些基層政府動輒非法強行征用、占用集體土地，少批多占，未經村民同意，擅自將耕地出讓;或名為租用實為轉讓，政府從中牟取利益;或打著“推進城鎮化”、“發展現代農業”、“招商引資”等幌子，大搞“反租倒包”，低價甚至無償地侵占農民的土地。土地被強行征占后，極易引發農民集體上訪甚至激化為群體性事件。更為嚴重的是，農民失去土地后，大多數無法就業，由此導致“失地即失業”的問題，而失業對農村社會穩定無疑是雪上加霜。其二，征地補償標準偏低問題。在有些地方，對農民土地的征占雖然未必是以非法、強制方式進行的，但也存在補償標準偏低的問題。農民所獲得的低廉的補償金，既難以彌補實際損失，更無法維持長遠生計，這自然會引起農民的嚴重不滿。更讓農民難以接受的是，補償費用往往不按土地承包年限計算，而只計算當年土地的價格，二者之間落差太大，農民反應強烈。其三，土地承包關系調整問題。近年來，隨著農業稅的取消和糧食直補、良種補貼政策的落實，土地收益上升，農民種田的積極性高漲，原來擁有土地使用權的農民工開始大批回鄉，要求轉包戶和鄉村干部返回原承包的土地;沒有趕上農村土地二輪延包的農戶，也根據國家現行的農村常駐人口人人享有農村土地使用權的政策向鄉村干部施壓，要求重新調整土地。但是，目前占有土地承包權的農戶，則根據國家規定的農村土地承包三十年不變的政策，極力反對重新調整農村土地[9]。這種狀況，也容易引發原承包戶與現租賃戶或承包戶之間的矛盾，成為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因素。

　　(二)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拉大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收入的絕對量雖然不斷提高，但與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也持續拉大。2010年，農民的人均收入為5919元，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9191元，二者的絕對差距為13272元。城鄉貧富差距的日益拉大，導致部分農民逐漸趨向相對貧困化，農民由此產生強烈的心理失衡和相對剝奪感。理論研究表明，相對剝奪感的強度與收入差距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如果任由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勢必會進一步加劇農民固有的生存焦慮和相對剝奪感，甚至會引發農民對社會的嚴重不滿和對抗性反應，進而對農村穩定構成嚴重威脅。對此，鄧小平曾反復強調：“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3]213江澤民在講到地區發展差距時指出：“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差距在不斷擴大，這種趨勢發展下去，不僅不利于資源優化配置和生產力合理布局，而且不利于社會穩定和國家振興。”[10]胡錦濤進一步指出：“在任何社會中，社會成員之間存在一定收入差距是難以避免的，但應在合理范圍內。如果社會成員收入差距懸殊、而又長期得不到解決，就不僅會挫傷人們的積極性，影響經濟社會發展，而且會影響社會安定團結。”[11]315

　　(三)農村干群關系不夠和諧

　　長期以來，農村基層政府的架構、行政目標、行政方式與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和農民的需要很不適應，職能錯位問題相當嚴重。表現在一些鄉村干部身上，衍生出思想作風、領導作風、工作作風、生活作風等方面的許多問題。“一些基層黨組織過去在‘壓力型體制’下，全面干預鄉村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把一些敢抓敢打，甚至有惡名的所謂‘狠人’拉到黨員干部隊伍中來，使用粗暴、強硬的手段向農民要錢要糧，某些文藝作品把基層黨員干部描寫成目不識丁的呆傻形象、催錢催命的債主形象、揩油沾光的無賴形象、拆房扒糧的兇神形象。”[12]這些情況說明，一些地方的農民對鄉村干部存在嚴重的不信任、不認同。

　　在國家取消農業稅之初，有些人樂觀地認為，農業稅全面免除之后的一個重大正面效應就是將改善農村干群關系，重塑干部與農民之間的信任。然而，發生在基層的大量糾紛表明，農村社會現在仍然普遍存在信任危機，農村干群關系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善。有田野調查發現，不少農村基層干部對基層工作和農民抱怨不斷，認為“農民素質差、不配合工作”等;而農民對農村基層干部也存在抱怨，有的還認為農村基層干部“沒有一個好東西”[13]。可見，農村干群之間缺乏互信、關系緊張這個影響農村穩定發展的老大難問題，現在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這容易釀成一些群體性事件和惡性事件，從而對農村社會穩定構成威脅。

　　(四)農村文化建設相對滯后

　　建設農村文化對促進農村社會穩定具有顯著的作用，這通過農村文化建設的四大積極效應[14]表現出來：一是減貧效應。農村文化建設有助于提高農民的文化技術水平，緩解農民的技術貧困并促進農民增收，而農民增收顯然能夠縮小農民與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進而有助于農村社會穩定。二是社會心理優化效應。農村文化建設有助于確立符合社會主流價值準則的心理導向，幫助農民提高心理承受力和形成穩定的心理品質，而“社會穩定最終取決于民心穩定”[11]489。三是社會結構優化效應。農村文化建設能夠促進農民思想道德素質的提高，從而對減少農村的違法犯罪現象、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四是社會化效應。農村文化建設有助于農民的早期社會化和再社會化，即根據環境變化自動接受新的社會活動、生活方式，這有利于減少因農村社會變遷而導致的文化矛盾和文化沖突，對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近十年來，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展開和農民物質生活的不斷改善，農民對精神文化的需求愈益強烈。盡管國家就加強農村文化建設采取了很多措施，但相對于農民的熱切需求，農村文化建設仍較為滯后。“在一些農村地區，文化生活貧乏，農民兄弟‘早上聽雞叫，白天聽鳥叫，晚上聽狗叫’，除了干活，就是吃飯睡覺，自然古樸的生活里幾乎沒有文化的新意。”[15]在農民的文化生活普遍貧乏且缺乏主流文化引導的情況下，一些不健康的東西則趁勢搶占和侵蝕農村的文化陣地，封建迷信、奢侈浪費、聚眾賭博、賣淫嫖娼等不良現象滋生蔓延，成為危害農村社會穩定的毒瘤。

　　三、維護農村社會穩定的對策選擇

　　由上觀之，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因素具有多元性、復雜性。因此，要保持農村社會穩定，必須整合黨政部門、社會組織、農民自身等多種力量，綜合運用經濟、法律、行政等多種手段，以形成維護農村社會穩定的強大合力。對于這些力量和手段，筆者無意于泛泛而論，僅針對上述各種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新問題，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一)完善農村土地政策，加強對土地的使用管理

　　“落實好農村土地政策，長期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是億萬農民的愿望，也是保持農村乃至整個社會穩定的基礎。”[1]137各級政府在土地政策調整與執行中，必須從維護農村穩定的戰略高度，始終把維護和保障農民利益放在首位。首先，要改革完善農村土地的征用制度。要堅決執行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節約集約利用土地;要嚴格區分公益性用地和經營性用地，將征地范圍嚴格限定在“公共利益”的邊界之內;要依法嚴格限定征地主體的資格及其權限，特別是依法規范各級政府的征地行為，堅決杜絕其違法征占土地行為的發生;政府即便在合法合理的土地征用中，也應及時公開土地調整、流轉、征收的具體內容、方式及用途，提高土地征用過程的透明度，自覺接受農民的監督，避免借地生財、與民爭利。其次，要建立完善的失地農民保障機制。必須從保障農民的長遠利益出發，完善征地程序和利益補償機制，確定科學合理的、多數農民能夠滿意和接受的補償標準，探索實現補償方式的多樣化，并按照同地同價原則及時足額地對農村集體組織和農民予以合理補償;要合理分配土地流轉收益，明確農民的收益主體地位，提高農民在土地流轉尤其是土地增殖收益分配中的所占份額，并切實解決好失地農民的再就業、住房和社會保障問題。再次，要穩定土地承包關系，賦予農民充分的土地自主經營權。要在穩定土地承包關系的前提下，理順集體與農民的權益關系，賦予農民清晰的土地財產權，保障農民的土地自主經營權，嚴禁政府的“統一劃片”行為，防止因強行干涉農民的生產經營而引發農民不滿和農村不穩。

　　(二)發展農村經濟與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同時并舉

　　任何社會要實現并保持社會穩定，都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作支撐，而這個物質基礎只有依靠經濟發展才能獲得。在此意義上說，加快發展農村經濟，并在此基礎上逐步改善農民的生活，無疑是保持農村社會穩定的根本基礎。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保持社會穩定，“最根本的因素，還是經濟增長速度，而且要體現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來。人民看到穩定帶來的實在的好處，看到現行制度、政策的好處，這樣才能真正穩定下來”[3]355。江澤民在談到農村扶貧工作時多次告誡全黨，在農村發展和農民富裕問題上一定要有憂患意識，因為貧困往往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政治動蕩和社會不穩定的重要根源。“我們必須更加重視和加強農業，把農村經濟搞上去，這樣才能保持經濟社會的穩定，才能增加發展的回旋余地。”[8]207胡錦濤也指出：“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化解各種社會矛盾、保持社會和諧穩定的一個根本之策。”[16]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強調，只有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才能筑牢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幸福安康、社會和諧穩定的物質基礎。

　　在發展農村經濟、改善農民生活的基礎上，還應輔之以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建立健全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優撫在內的多層面、立體式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農村社會保障是農民特別低收入農民的生命線，是農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它對維護農村社會穩定至關重要。當前，要圍繞農民迫切需要解決的“生有所靠、病有所醫、老有所養”這三大問題，重點推進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農村合作醫療保險、農村養老保險三項制度建設。同時，要深化農村社會保障管理體制改革，強化農村社會保障的制度建設和對保障資金的監管，逐步實現農村社會保障的制度化、規范化和法律化。

　　(三)努力改善農村干群關系

　　改善新時期農村干群關系，是維護農村社會穩定的重要舉措。而新時期農村干群關系的改善，有賴于兩個基本條件：

　　其一，農民民主權利的充分保障。如前所述，農民對鄉村干部不信任、不認同，往往是因為鄉村干部的作風不正，農民的合法民主權利得不到保障。因此，強化新時期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維護農民的民主權利，是改善干群關系的首要條件。誠如江澤民所強調的：“擴大農村基層民主，保證農民直接行使民主權利，是社會主義民主在農村最廣泛的實踐，也是充分發揮農民積極性、促進農村兩個文明建設、確保農村長治久安的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8]214-215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前提是基層民主制度建設，而其基礎在于村級民主制度建設。按照中央的要求，村級民主制度建設的主要內容是“依法健全三項制度：一是村民委員會的直接選舉制度，讓農民群眾選舉自己滿意的人管理村務。二是村民議事制度，村里的大事，尤其是與家家戶戶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事情，都要經村民大會或村民選出的代表討論，不能由少數人說了算。三是村務公開制度，凡是群眾關注的問題，都要定期向村民公開，接受群眾監督。”[8]215

　　其二，農民物質利益的不斷增進。“我們黨正確處理同農民的關系，保持同農民群眾的堅強團結，靠的是什么?就是靠黨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靠不斷地給農民群眾看得見的物質利益。”[4]120-121鄉村干部如果不能為農民不斷謀取物質利益，反而經常侵害農民的物質利益，干群關系就絕對不可能得到改善。因此，農村基層政府和鄉村干部應當真正堅持以農民為本，發自內心地關心、體貼、善待農民，真正做到權為農所用、情為農所系、利為農所謀，積極有效地為農民的生產生活提供服務，充分保障和不斷增進農民的利益特別是物質利益。 　　(四)加快農村文化建設

　　農村文化建設之所以落后，固然與多種因素有關，但首要原因在于國家投資的嚴重不足。比如，據國家文化部公布的數字，2005年國家對農村文化共投入35.7億元，僅占全國財政對文化總投入比重的26.7%，而對城市的文化投入超過對農村投入比重的46.6%;全國財政向直接為農民提供文化服務的鄉鎮文化站的投入經費只有9.4億元，平均每個農民一年僅能享受 1.27元。至于政府之外的其他社會力量，對農村文化事業的投入更是少得可憐。鑒于此，加快農村文化建設的首要條件，就是要增加資金投入。各級政府要加大對農村文化事業的財政支出力度，同時動員和鼓勵企業、社會團體等各方力量投資農村文化事業，形成農村文化事業的多元投資主體。在增加投入的前提下，還須采取如下三方面的基本舉措：其一，要加強對農村文化事業的規劃與領導。要根據國家文化建設的總體規劃和廣大農民的現實文化需求，制定和落實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規劃，通過對電視臺、廣播電臺、報刊等重要的公共文化資源進行合理調整，逐步增加為農村服務的資源總量;要持續開展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文化對口支援等多種形式的文化活動，滿足農民群眾特別是老少邊窮地區農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加強農村文化市場管理，抵制腐朽落后文化。其二，要切實加強農村的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農村文化基礎設施是農村文化建設的必備載體和前提條件，必須切實加強。為此，一要對縣鄉圖書館、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原有文化設施進行改造，并不斷提高其使用效率;二要增添寬帶網、通訊網等現代文化設施，繼續實施農村電影放映工程和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發展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農村基層服務點。再次，積極促進農民的文化參與。農民也是農村文化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主體，而決不僅僅是農村文化建設的需求者、旁觀者和接受者。因此，必須大力扶持和壯大農村的業余文化隊伍，鼓勵農民興辦多種形式的演出團體和文化產業，基層政府、社會力量要為其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物質資助;要鼓勵農民進行農村題材文化產品的創作與生產，保護和發展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優秀傳統文化，開展農民樂于參與、便于參與的各種形式的文化活動[1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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