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個民主化國家，黨的十八大第一次規范的提出“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積極開展基層民主協商。本文主要論述了農民制度化政治參與對發展農村協商民主的現實意義，文章是一篇行政管理論文范文。

 　　[摘要]農民的制度化政治參與是衡量農村民主政治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民主進程的不斷進步，農民的制度化政治參與在鄉村治理過程中成為新常態。轉型時期，我國農村社會的分化不斷加劇，農民的利益多元化，農民制度化政治參與對于推進農村協商民主的進程具有關鍵的作用，農民通過制度化政治參與對于形成農村協商民主文化、完善協商主體結構、構建協商平臺，保護農民的根本利益，進而實現鄉村治理的成功。

　　[關鍵詞]制度化,政治參與,農村協商民主

　　國內關于協商民主的研究在2003年以后，成為諸如政治學、公共管理學等眾多學科的熱門研究領域。十八屆三中全會又明確了基層協商的程序、環節和形式。協商民主作為公民政治參與的有效形式和途徑，正好回應了當前轉型期農民對于有序政治參與、有效表達利益訴求的期盼。農村協商民主也就是農民通過有組織的開展對話、討論和審議等方式，參與到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農村社會事物治理中去。

　　一、農民制度化政治參與能夠提高農村協商民主的質量

　　制度化是組織和程序獲取價值觀和穩定性的一種過程。政治參與是公民通過特定的方式和渠道參與到政治事物的管理中，影響政治過程的一種有效地行為。制度化的政治參與的衡量標準就是政治參與主體是否按照法律規定的相關程序和步驟進行。這里主要是指政治參與主體是否遵循國家的憲法、法律、規章、政策、條例等所規定的相關程序和步驟有效地參與政治生活，影響政治過程的行為。根據政治參與是否依據法律及其他有關規范，分為制度化政治參與和非制度化政治參與。本文主要研究對農村協商民主建設有積極作用的制度化政治參與，農民的制度化政治參與就是農民按照憲法和法律的相關規定的制度和程序，通過運用自身享有的參與政治的權利，參與到政治生活，進而影響政治過程的行為。

　　(一)能夠增強協商民主在農村地區的適用性

　　阿爾蒙德在《公民文化》一書中提到的的“政治效能感”可以充分解釋農民制度化政治參與的重要性，他認為政治效能感是個體對于自身政治參與是否能夠影響到政治決策，對決策影響的程度越高，政治效能感就越強;另外政治制度越開放，公民的政治參與也就越活躍，政治效能感也就越強。當然，政治參與的前提是個體相信自身參與的行為是有效的，否則也不會參與。所以說，在發展農村協商民主的過程中，農民制度化政治參與的能力對于推進協商民主，乃至整個農村政治文化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從農村協商民主的角度分析農民制度化政治參與，就需要關注農民制度化政治參與所真正具備的作用。哈貝馬斯提出“民主的本質在于公民的參與，參與是協商的基礎。在農村協商民主發展過程中，農民的政治參與能力和意識，是保證農村協商民主順利進行的關鍵因素。假設協商民主僅僅停留在理論或者制度層面之上，而不被農民接受和認可，甚至排斥參與其中，那么協商民主只能淪為形式。因此農民的制度化政治參與不僅能在相當程度推進協商民主的開展，更能有效地契合建立法治社會的要求，對于新農村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實現農村協商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

　　政策過程是一個連續的設計，包括政策問題的提出、確立、方案的設計以及最后的實施。政策目標所要追求的就是維護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在農村就需要把農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決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給予農民充分的表達渠道。農村決策的制定以往都是上級命令，下級執行進行的，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農民參與的重要性和價值意義。通過農民通過制度化的政治參與，按照相關規定，采取合理的方式進行利益表達，對于政治參與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和缺陷進行合理的補充，對決策中不合理的部分提出疑問，這對于建立合理有效的農村決策，促進農村政治發展十分必要。

　　農民的制度化政治參與是協商民主在農村不斷前進的動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實行的是村民自治制度，在村民自治的實踐過程中，廣大農民積極參與，不斷地創新出不少新的制度形式。比如在村委會選舉過程中，農民通過制度化的政治參與，選舉出能夠勝任的村委會成員并賦予其合法性，這位協商民主的進行提供了前提。各個協商主體的組成都獲得了彼此的政治認同，也為有效地開展協商民主提供了支持。比如在農村村務公開和財務公開的過程中，農民通過制度化的政治參與，不僅能夠有效地監督村干部的作為，而且可以在協商民主的發展過程中以平等獨立的主體地位參與到村里相關事務的管理中去，共同討論，共同協商。反過來，村委會干部相對于村民來說，文化水平和政治素養更好，能夠在協商過程中很好地引導、鼓勵村民參與進來。農民制度化政治參與中的參與選舉、決策、管理和監督與協商民主不謀而合。此外，農民制度化政治參與說明農民對于目前政治制度的認同，協商民主作為基層民主發展的新形式要想得到長遠的發展，需要農民的政治認同。

　　二、農村協商民主的發展為農民制度化政治參與提供良好的平臺

　　(一)打破農村“精英”單純參與農村事務管理的局面

　　農村協商民主的發展，體現了當前轉型期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回應了農民迫切需要溝通、協商、對話、合作等形式參與農村社會治理的需要。協商民主雖然是新生事物，但其實是在基層治理過程中公民政治參與的產物。農村協商民主開辟了農民參加選舉之外的一種更加靈活、多樣的政治參與渠道。協商民主所提倡的協商主體具有平等、自由的地位，行為不受權威操縱、制約和影響就給予農民參與政治的很大自由度。

　　農村協商民主作為基層社會的一種治理機制，能夠為農村事物的治理提供一個有效地平臺，農村通過制度化的直接參與對對本村的經濟發展以及涉及其自身利益的實際問題進行充分對話、協商，達成決策共識，從而實現村民價值偏好的轉換，這與協商民主的本質不謀而合。農村“精英”大部分是由選舉產生或者是鄉鎮政府直接任命的，包括村黨支部以及村委會的相關組成人員，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農民的政治認同，但是在有關農村內部事務的管理實踐過程中，還是會因為利益的不同受到質疑。特別是有些農村干部利用手中權力貪污腐敗，侵占集體資源等，損害了農民制度化政治參與的熱情。這樣部分農民開始采取非制度化的手段反映自身的利益訴求。 　　(二)改善了農村權力結構

　　公民是否充分享有政治參與的機會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民主程度和政治發展程度的高低的重要因素。在我國擁有八億多農村人口的現實情況下，農民的制度化政治參與能力直接影響著我國基層協商民主發展程度和水平。在城鎮化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實現農村協商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農民制度化的政治參與。農村現有的正式組織是國家自上而下建立的，并統一納入國家控制體制，可以說農村權力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是國家制度框架的向下延伸。自從農村實行村民選舉制度之后，農村權力關系出現了結構性的矛盾，村委會的權力來源發生改變，傳統的“黨的一元領導”逐漸轉向“黨政二元權利結構”，在此過程中村黨支部與村委會可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操縱選票、賄選、家族勢力)。

　　農村協商民主就彌補了票選的不足，通過協商民主的方式對農村治理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項補充，讓村民通過切身參與協商民主對村里管理決策和村干部進行監督，提出建議。比如興起于浙江的民主懇談會，作為協商民主在基層實踐中發展起來的新形式，就創新出一種鄉鎮政府、村級組織及農民群眾三方共同參與鄉村治理的新局面。協商民主的本質就是各個平等主體在遵循法律規章的前提之下，共同參與到與切身利益相關的事務管理中去。農民作為農村社會中最重要的參與主體，是農村協商民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以往的農村權力結構只強調農村精英的參與，忽視了農民的主體地位。農民的制度化參與不僅為農村協商民主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礎，滿足了農民參與鄉村治理的要求，通過比如民主懇談會、議事會等多種協商方式。

　　由此看出，農民制度化政治參與對推進基層協商民主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在農村社會發展過程中內部矛盾凸顯，非制度化政治參與的現象依然存在，一些地方的協商民主可能淪為形式，比如農村社會爆發的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雖然農民是通過這些方式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但是這會影響農村社會的穩定。所以說，要重視農民制度化政治參與對發展農村協商民主的重要意義，擴大了農民參與鄉村治理的渠道，從而形成對現有國家政治制度的認同和支持，進而保障鄉村治理的穩定性，實現農民真正當家作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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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管理論文發表期刊推薦《政法論壇》(中國政法大學學報)是以法學為主，兼顧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學術理論刊物。本刊主要發表法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特別是法學各學科的學術研究成果，包括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國家與法的理論的研究，闡述對我國法制建設、社會治安以及經濟建設和改革中的法律問題的研究探討，政法工作實踐經驗的總結研究，政法教育改革問題的研究和教學經驗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