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作為《刑事訴訟法》新增的特別程序，強制醫療程序的設立完善了對不負刑事責任精神病人的司法解決程序和方式，頗具積極意義。但是有些特殊情形，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并未作出具體規定或者規定并不詳盡，比如，對于強制醫療程序的啟動條件如何理解?檢察機關對強制醫療程序的監督方式如何加強?強制醫療程序是否存在法律的溯及力?被追訴人在訴訟過程中才喪失刑事責任能力是否也應當納入強制醫療程序中等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如何加以解決，做一粗淺的探討。

　　關鍵詞：石家莊論文發表,強制醫療程序,啟動,監督,溯及力

　　強制醫療程序的設立解決了我國刑事訴訟中存在的被鑒定為或被宣告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具體處理程序問題，頗具積極意義�！缎淌略V訟法》及有關司法解釋對特別程序的啟動條件、流程和責任分工等，作了比較明確的規定，在一般的司法實踐中都能夠直接穩妥適用該程序。但是在有些特殊情形下，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并未作出具體規定，有待于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一、準確理解啟動強制醫療程序的條件

　　《刑事訴訟法》第284條規定了“實施暴力行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經法定程序鑒定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可以予以強制醫療”。雖然條文中規定的條件十分明確，但是存在四個問題：

　　一是如何界定“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這個可能性。筆者認為，只要是同時符合實施暴力行為、危害公共安全或嚴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經法定程序鑒定依法不負刑事責任這三個條件，就應當認定為是有繼續危害社會的可能。因為可能性是一種主觀判斷，而這種判斷只能依據客觀存在的行為或事實作為證明的理由，立法者本意應當蘊含著以前三個條件來充分推定第四個條件的成立，除非某些特殊情形，諸如精神病人病危而不能自理生活等。

　　二是“經法定程序鑒定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說法存在歧義。比如，司法實踐中經常會遇到下面的情況，在偵查階段和審查起訴階段，同時存在兩個截然相反的或者不同的精神病鑒定意見，一個是完全刑事責任能力或者是相對刑事責任能力，一個是完全無刑事責任能力，而兩份鑒定意見的程序、檢材等都是合法的，只是由不同的鑒定部門作出了不同的意見，偵查人員和審查起訴人員無法直接采信其中的一個鑒定意見，或者他們傾向于認定犯罪嫌疑人為有刑事責任能力的鑒定意見更為合法有效。在這個時候，偵查機關和公訴機關均無法或者不會啟動強制醫療程序，只有在審判環節，如果法院采信其中的一個認定被告人完全無刑事責任能力的鑒定意見后，方可滿足這一條件。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僅有法院可以依職權啟動該程序。

　　三是哪些精神病人是可以予以強制醫療，哪些是可以不予以強制醫療。在《檢察日報》2014年4月21日肖貴林同志的文章中，認為應當將《刑事訴訟法》第284條的“可以予以強制醫療”修改為“應當予以強制醫療”。肖同志認為基層院本來這種情況就少，而且實踐中也難以把握，如果法律還做選擇性規定，將會導致該程序的虛置。筆者不贊同這個看法，理由在于，法的精神內涵懲治罪犯和保障人權，精神病人也有基本人權，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明確規定了包括精神病人在內的殘疾人的人身自由不被非法或任意剝奪。而如果一部法律為了適用者在司法實踐中“好把握”而武斷的一概而論、不對實際情況加以慎重區分，那么，這部法律必定是一部惡法，是一部不能保障人權的法律。同時一部法律還應當賦予法官一定幅度的自由裁量權，視實際情形而定奪，尤其是在人身自由這種重大權利被剝奪面前更應如此。

　　二、檢察機關對強制醫療程序的監督問題

　　根據《刑事訴訟法》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的有關規定，偵查機關在偵查階段、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法院在審判過程中均可依職權啟動強制醫療程序。但是實踐中存在這樣的問題，即偵查機關、公訴機關均認為犯罪嫌疑人并非完全不負刑事責任而沒有啟動強制醫療程序，經過法院審理后認定被告人不負刑事責任，同時并未啟動強制醫療程序。認定被告人不負刑事責任與檢察機關的起訴意見相左，如果檢察機關認為該判決確有錯誤，可以提起抗訴。但是兩份不同的鑒定意見，均合法有效，法院有權利采信其中一個被告人不負刑事責任的意見作為證據，因此檢察機關提起抗訴的理由不充分，很難得到法院采納。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89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強制醫療程序的決定和執行實行監督。而且在審判終結后法律也沒有賦予檢察機關啟動強制醫療的權力。在審判后法院沒有做出強制醫療的決定，即使此時檢察機關認為應當對被告人進行強制醫療，也不能再提出強制醫療的申請。因此作為監督機關的檢察機關對于法院沒有啟動強制醫療程序或者駁回強制醫療程序的申請無能為力。因為檢察機關不能對法院的一個決定提起抗訴。綜上，對于本條，筆者認為應當進行技術上的修改，以擴大檢察機關的監督范圍，或者說立法者忽視了法院的決定與判決、裁定有不同的含義，而檢察機關僅能對法院的判決和裁定提出抗訴，因此，對于檢察機關認為法院作出的有關強制醫療方面的錯誤決定，僅能依靠發出檢察建議書此類的監督方式來予以監督。筆者建議，既然強制醫療程序密切關系“被決定強制醫療的人”的人身自由這一實體性權利，完全可以法院判決的形式來予以處理。這就可以對《刑事訴訟法》第287條的“在一個月內作出強制醫療的決定”修改為“在一個月內作出強制醫療的判決”，這樣從裁判的性質上定性清晰后更便于檢察機關進行有效監督。

　　三、強制醫療程序是否存在法律的溯及力問題

　　發生于2013年1月1日之前的被追訴人被鑒定為精神病的未決案件，應當適用1996年《刑事訴訟法》還是修改后《刑事訴訟法》，在理論界和司法實踐中均存在爭議。刑法采從舊兼從輕原則，不適用新的重法，那么究竟能否對被追訴人適用強制醫療特別程序呢?在司法理論和實踐中，有利于被告人的從舊兼從輕原則存在于實體法的適用中，程序法并不直接影響刑事責任的輕重，因此程序法中沒有規定從舊兼從輕原則，作為程序法的《刑事訴訟法》自然應當具有溯及力。但是，這里有個問題：強制醫療程序究竟是不是一種重法?如上所述，法的輕重問題往往存在于實體法之中，在《刑事訴訟法》中新增加的這個特別程序卻顯然直接關系被追訴人的實體權益――人身自由是否將被無限期限制。這樣筆者認為不能簡單將該程序視為無關被追訴人實體權益的辦案程序性規定，而是應當將其作為一種程序性實體權利或者是實體性程序權利。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強制醫療程序在《刑事訴訟法》中應當是一種新的重法。但是《刑法》第18條規定的政府強制醫療措施與《刑事訴訟法》中的強制醫療程序卻是實體和程序、目的和手段的關系，不能評價孰重孰輕，這樣來看，又不能輕易認定強制醫療程序是重法。因此，對2013年1月1日之前涉嫌犯罪的人在之后被宣告為不負刑事責任時究竟能否直接適用強制醫療程序，應由有關部門作出明確的司法解釋。那么目前檢察機關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筆者認為，在這種情形下，如果認為應當對被追訴人強制醫療，可以向有關單位發出檢察建議，建議其依照《刑法》第18條規定，對不負刑事責任的被告人進行相應的嚴加看管和醫療或者強制醫療。

　　四、強制醫療程序的立法完善問題

　　被追訴人實施犯罪行為時沒有精神病，訴訟過程中患上精神病喪失刑事責任能力的是否應當納入強制醫療程序中的問題，這個問題陳光中教授在《檢察日報》上曾撰文提出來過，認為是《刑事訴訟法》新增加強制醫療程序中的一個不周全之處。筆者認為，對于此類被追訴人應當適用強制醫療程序。原因有二：一是從立法目的來講，強制醫療程序的適用是為防止精神病人繼續危害社會而采取的一項公權力措施，國家從社會安保和預防公共危害發生出發而設立該項制度，從這一角度來看，應當對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具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性的不負刑事責任能力的被追訴人適用強制醫療程序，以防止新的危害社會的可能性發生。二是從《刑事訴訟法》第284條條文字面來理解，該條文并未特定指出被追訴人應當是在實施暴力行為時患有精神病。因此，為更好地實現立法目的，可以對該條文做擴大解釋，視為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只要被追訴人被鑒定為精神病人而不負刑事責任均應納入該項特別程序的規制之中。對于立法中的不足和司法解釋的忽略，建議可以由有關部門作出專門補充解釋，規定在整個刑事訴訟程序中，經鑒定有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的，均可以予以強制醫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