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知識產權質權人的孳息收取權、質物保全權、質權人優先受償權等基本權利的保護均不同程度體現出規則的無力和權利的虛化。我國應仿效《德國民法典》規定質權人依約可以收取知識產權強制許可使用費，且重復出質時，順位在先的質權人享有優先收取權;廢除知識產權質權人對出質人轉讓、許可他人使用知識產權的同意權，完善合同備案制度，規定知識產權質權人撤銷權;明確出質人維持知識產權不被撤銷和宣告無效的費用不屬于實現擔保物權的費用。

　　關鍵詞：法理論文范文,同意權,合同備案,強制許可費,撤銷權,孳息收取權

　　自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以下簡稱《擔保法》)中首次規定知識產權質權至今，知識產權質權制度在成文法中已經有近二十年的歷史。這段歷史又可以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以下簡稱《物權法》)的頒布為分水嶺被劃分為兩個階段，即《物權法》頒布之前的制度觀望期和頒布之后的普遍嘗試期。〔1 〕在前一個階段，知識產權質權于實務而言更像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制度夢想，幾乎沒有得到運用;在后一個階段，知識產權質權在全國范圍內確有使用和推廣。究其原因，從宏觀層面講，國家總體政策環境良好;〔2 〕從微觀層面講，知識產權質權貸款貼息 〔3 〕、知識產權質權與實際控制人擔保 〔4 〕等具體措施是目前實務中保障知識產權貸款順利進行的有效方式。深究這些原因，實質則是國家政策扶持的不同表現方式。為什么實務中知識產權質權運轉需要如此大力度的政策扶持?目前，主要為債權人的銀行在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采取知識產權質權融資方式貸款時的準入問題上態度依然很謹慎，〔5 〕這一現象反映了潛在質權人對自身權利保障和實現的擔心和懷疑。反觀我國現有法律制度中有關知識產權質權人權利保護規則的規定，就《物權法》而言，其規定的知識產權質權人的權利包括：出質人處分時質權人的同意權、孳息收取權、優先受償權、物上代位權、質物保全權和轉質權，這些規定除了出質人處分時質權人的同意權用專門條款規定在權利質權一節外，其余的權利均產生于對動產質權規定的準用。而“法典有明文規定得為類推適用者，謂之準用”，〔6 〕從此概念可知，準用的前提是擬準用的案型與準用所指規范規制案型之間具有相似性。但相似不是相同，且相似程度也存有差異，這些特質決定了采用準用這種立法技術時所生規范與擬規制內容之間并非總能高度契合，如果“僅僅對準用或參照予以概括授權，對系爭案件具體應適用何種規定尚不得而知，其法律適用尚需在法律適用中基于類似性而予以尋找”，〔7 〕故依此方式獲得的權利在適用中易產生盲點。而《物權法》第229條有關準用動產質權的規定顯然屬于概括性授權，因是之故，知識產權質權人基于準用法律技術獲得的質權必然存在規則的盲點。

　　因此，要為質權人創設良好的制度環境，突破知識產權質權人權利保護規則現有盲點是必然路徑。政策扶持畢竟只是權宜之計，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知識產權質權運用中所面臨的制度瓶頸，故本文將從法律層面圍繞知識產權質權人權利保護這一問題展開詳細討論。

　　一、知識產權權利構造與質權人的權利：權利多維與規則線性

　　傳統知識產權理論認為，知識產權是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的統稱，〔8 〕即是在腦力勞動成果或者創新性知識上所享有的專有權。相較于民事權利束中的其他權利，知識產權有其獨具的復雜性：首先，以著作權為例的知識產權是人身權與財產權的集合體，且還存在表演者權等以著作權為基礎而存在的著作鄰接權;其次，以專利權、注冊商標專用權為例的知識產權是經過行政許可審批后才被授予的一項權利，權利的產生、變更、行使均有別于其他權利之處;這說明作為質權客體的知識產權，不僅具有私權意義上的財產權這一個維度，還包括公權力的間接影響維度、人身權對財產權間接影響維度等多個維度，故其權利構造具有多維、立體的特點。而《物權法》中對知識產權質權人的權利規定除了質權人對出質人處分權的同意權外，質權人的權利均是圍繞動產質權得喪變更而進行的規定，這樣的規定僅具有普適性一個維度，無法涵蓋知識產權這一權利質權客體的多維性，因而產生了規則具體適用于知識產權時的各種矛盾。具體而言，這些問題體現在下述方面：

　　第一，對知識產權質權人應否收取強制許可使用費規定得含混模糊。

　　依照《物權法》第213條第1款的規定，質權人有收取質押財產孳息的權利，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此處的討論不考慮當事人約定質權人可以收取孳息的情形，下述論證都以假設當事人無另外約定的情形為前提。理論上而言，孳息是指“原物(物及權利)所生之收益，可分為天然孳息與法定孳息”。〔9 〕結合《物權法》第116條關于天然孳息及法定孳息歸屬的規定以及第197條關于抵押財產孳息的規定可知，《物權法》關于孳息問題暗含的立法邏輯是，如果法條意指的孳息包括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兩種類型，《物權法》一定會明文規定。《物權法》第213條第1款并未明文規定質權人收取的孳息包括天然孳息與法定孳息兩種，據上述邏輯推斷，第213條第1款并不能當然解釋為包括上述兩種孳息;再者，法定孳息是指“利息、租金及其他因法律關系所得之收益”，“收益指以原本(物或權利)供他人利用而得之對價”，〔10 〕據此可知，法定孳息產生的前提一定是權利人對原物使用，而依照質權的基本構造，質權屬于典型的非用益型擔保物權，質權人不得使用或者許可他人使用質物。既然無質權人使用的可能性，故此時也無法定孳息產生的空間。因是之故，應當對《物權法》第213條第1款作出限縮性解釋，即該款規定質權人收取孳息的權利不包括法定孳息，而僅指自然孳息。上述對法條的解釋單從邏輯推理的角度講是邏輯自足的，那么，上述規定在知識產權出質中是否可以充分實現對質權人的權利保護呢?

　　我國知識產權法中有專利權、著作權實施強制許可制度，前者的法律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以下簡稱《專利法》)第6章的規定，而后者是因為我國是《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這兩個公約的成員國，而上述公約規定了著作權強制許可制度。以下將以專利權為例展開論證。強制許可指在滿足法定要件時由申請人申請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批準或者在出現法定情形時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依照職權批準實施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的制度。從民法的角度講，專利實施強制許可不屬于專利權人意思表示的范圍，而屬于法律事實的范疇。依照《專利法》第57條的規定，在此情況下，被許可人依然需要支付合理的使用費。那么，已出質的專利權被強制許可后，也自然會產生許可使用費。依照《物權法》第174條的規定，擔保期間，擔保財產毀損、滅失或者被征收時，擔保物權人可以就獲得的補償金、賠償金、保險金優先獲償，這是擔保物權的物上代位性，也可以看作質權人享有的物上代位權，那么質權人能否依照物上代位權收取強制許可使用費?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物上代位權存在的情形是指作為擔保物權客體的權利已經消失，而依照《專利法》第56條的規定，強制許可使用人無權獨占實施或者許可他人實施，故此時的專利權并未消失，也因此質權人不能依照物上代位權收取強制許可使用費。著作權強制許可時存在同樣問題，此不贅述。 　　那么，此類費用又該如何定性?質權人有無收取權能?如果有，依據為何?這些問題現行法律均未給出答案。

　　德國法中將權利的孳息分為直接孳息與非直接孳息，非直接孳息是指權利人根據某個法律關系取得的，通過這個法律關系使他人有可能行使原來權利人的權利，而權利人可以從這個法律關系中獲得的收益。〔11 〕非直接孳息即我們所言的法定孳息，其本質是用益的對價。〔12 〕通過這一概念可知，凡是用益的對價可以定性為孳息，而用益究竟是約定產生還是強制產生，無論德國法還是我國理論界均未作出限定，也因此在作法定孳息定性分析時用益產生原因并非應該考量的因素，故知識產權強制許可使用費屬于法定孳息當無疑義。只是，此時如果當然解釋為由質權人收取，那么有違質權人不得用益的質權基本構造，如果不由質權人而由出質人收取，質權與抵押權的界限會因此變模糊，質權本身也面臨被解構的風險，且此種做法對質權人權利保護亦無甚實益。因而，法律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實屬含混不清。

　　第二，知識產權質權人同意權能的適用范圍有不明晰之處。

　　依照《物權法》第227 條第2款的規定，知識產權出質后，質權人對出質人轉讓、許可他人使用已出質權利的行為有同意權。知識產權許可他人使用的方式集中表現為知識產權人與被許可人之間達成許可使用合同。專利權的使用方式主要是轉化為工業生產力，注冊商標專用權的使用方式主要是被許可人實際使用或者用于商業宣傳等活動，與上述兩類知識產權使用方式相對單一不同，在著作權領域使用著作權的方式具有客觀多樣性，許可使用既包括許可他人出版，也包括許可他人表演、播放等內容，且由于上述使用中凝結了使用人的創造性勞動，故在使用過程中可以產生具有相對獨立性的著作鄰接權，即“在傳播作品過程中產生的權利，保護的是傳播者在傳播作品時的創造性勞動，是從屬于著作權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13 〕而著作權許可使用后會產生著作鄰接權的法律現象就會使質權人的同意權的適用范圍出現不明晰之處，此處以表演權為例來說明這一問題。假設著作權人許可他人可以表演許可使用合同所涉作品，且合同約定表演者得表演該作品的最新版本。之后著作權人在該作品上又設定了質權。此時，依照質權的權利構造，出質人不得對著作財產權再進行隨意的使用、收益，這一點在我國法學語境下自不待言。但著作權包括著作人身權和著作財產權兩個基本維度，權利質權的客體僅限于著作財產權，換言之，法律對出質人的約束也僅以著作財產權為限，對著作人身權并無影響，也即著作權人在作品出質的情況下依然可以行使著作人身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以下簡稱《著作權法》)第10條第1款第3項的規定，修改權屬于著作人身權。假設著作權人對已經出質的作品進行了修改，而修改后的作品就屬于作品的新版本，此時，表演者要就新的作品表演時，是應該依照合同規定直接表演?還是因為可以將新的版本上的表演定性為新的許可使用而要獲得質權人的同意呢?這個問題《物權法》沒有規定，且在著作鄰接權上均有質權人同意權的適用范圍究竟有多大的問題。法律規則的一維性在處理復雜的法律實踐時顯出了混沌不清的一面。

　　第三，授權產生的知識產權出質后面臨被撤銷或者被宣告無效風險時實現優先受償權的規定太籠統。

　　《專利法》第45條賦予了單位或者個人向專利復審委員會申請專利權無效的權利，這意味著已經獲批的專利權還存在被宣告無效的可能性。而對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這兩類實行初步審查的專利而言，即不需要經過經過新穎性、創造性和實用性的實質性審查，只要初步審查符合要求便公告授權，〔14 〕被宣告無效性的可能性會更大。另外，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以下簡稱《商標法》)第45條第1款的規定，從商標核準注冊之日起5年內，對注冊商標也可提起爭議，這5年又成為商標爭議期。在爭議期內提出的爭議，商標評審委員會有宣告商標無效的可能。設若以已獲批的知識產權出質，之后該知識產權又進入被申請宣告無效的程序，此時，一旦該知識產權被宣告無效，其自始沒有法律效力，這種情況的發生顯然與質權人無關，但在這種情況下，已出質知識產權的價值馬上歸零，對質權人而言，通過拍賣、變賣質押財產來保全質物價值的保全權根本就沒有實施余地，因而，上述情況發生時對質權人而言的最佳解決方式是已出質的知識產權不會被宣告無效。而這需要享有知識產權的出質人維持知識產權有效或者采取措施避免知識產權受到侵害，而這些作為都極可能產生相應的費用。設若出質人經過積極的作為使知識產權免于被撤銷或者宣告無效，出質人的行為客觀上也有助于質權人實現優先獲償權，此時，這筆費用能否歸入實現擔保物權的費用?又因為被擔保債權的范圍即質權人享有的優先受償權的范圍，故此問題即優先受償權應該在什么范圍內如何實現?

　　依照《物權法》第170條的規定，質權人就質物享有優先受償權，且優先受償的債權范圍在當事人沒有另行約定時限于第173條規定的6種情形，其中包括實現擔保物權的費用。但對實現擔保物權的費用沒有進一步規定，故在出現上述問題時法律的規定太籠統。

　　二、知識產權重復設質與質權人的權利：規則殘缺與權利虛化

　　與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不同，〔15 〕《物權法》沒有就知識產權重復設質作出規定。學界認為知識產權可以重復設質，是基于學界對登記生效設立時權利質權重復設質的認可。〔16 〕依照《物權法》第227條第1款的規定，設立知識產權質權時以登記為必要條件，故知識產權質權亦屬登記生效設立式權利質權，重復設質應無疑問。在知識產權重復設質的情形下，必然存在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質權人，此時，《物權法》中規定的質權人的權利行使時就存在行使權的分配問題，而現行法律對這一問題沒有作出規定，也即規則并不完滿。規則的殘缺必然使競存的幾個質權人均處于權利行使虛化狀態，進而法律賦予質權人的權利無法得到落實。上述問題具體體現在：

　　第一，重復設質時孳息收取權如何行使未置明文。

　　《物權法》第213條規定了質權人收取質物孳息的權利，與抵押權人孳息收取權不同的是，質權人收取孳息的權利不以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或者發生當事人約定的實現抵押權的情形而致抵押物被人民法院扣押為前提條件，而是自質權有效成立之時即可以行使孳息收取權。當質權人為一人時，孳息一經產生，即由該質權人收取自無疑問;當質權人為兩人或者兩人以上時，權利所生的孳息究竟應該由何人收取，《物權法》并無規定。就這一問題，比較法中也無現成制度可以借鑒。《日本民法典》在第330條第3款倒是就動產先取特權人在孳息上的收取權作出了順位的規定，日本法中的先取特權即優先權，亦屬一項擔保物權，那么，可否因為其與知識產權質權均屬于擔保物權，而在此借鑒日本相關的做法呢?先取特權是法定擔保物權，其可能是公平原則、社會政策考慮、當事人意思的推測、特殊的產業政策等功能復雜地交織在一起，〔17 〕故日本法對此項擔保物權孳息收取權的分配也是基于上述原因，我們此處遇到的意定擔保物權重復出質時孳息收取權的問題其出發點并非基于要實現上述功能，而是要解決同為約定產生的知識產權質權，質權人行使孳息收取權時的具體步驟問題，雖然這一問題未妥善解決會對質權人權利行使產生不良的反作用，但不能說解決這一問題時就需要作出各種政策考量，因而，日本的先取特權孳息收取權在此并無借鑒意義。 　　總之，在知識產權上重復設質時孳息是應當按照優先順位規則來收取，還是共同收取，或者是由質權人推選出代表收取，我國現行法律和比較法中均無現成答案，法律規則在這一問題上出現缺漏。

　　第二，重復設質的出質人處分知識產權時質權人如何行使同意權沒有規定。

　　依照《物權法》227條第1款的規定，知識產權質權設立采取登記生效主義模式，因而幾個質權并存時質權人的優先受償權可以仿效抵押權的做法，依照登記時間來確定，這一點由知識產權質權的公示方式決定，自無疑問。而依照《物權法》第227條第2款的規定，出質人想處分或者許可他人使用已設質的知識產權，質權人擁有同意權。只是此時若存在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質權人，那么同意權又應該如何行使?這個問題《物權法》中并無規定。

　　從語義上講，同意，即為用意相同，含認可之意，事先、事中、事后均可存在相同用意。而依照筆者對民法基本理論的理解，與同意權最相近的民事權利應為追認權，因為追認是事后同意、認可的意思，從這個意義上講，追認權被包含于同意權中。追認權，屬于形成權，〔18 〕單方法律行為，即可通過實現單方效果意思而變動其他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同意權亦應具有上述性質。如果質權人為兩人或兩人以上，此時存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意思表示，如果意思表示的地位有優劣之分，那么就按照排位優先的意思表示來作為對外作出同意權的內容;如果意思表示的地位平行，那么就會產生對外作出的同意行為是“同一方向平行的兩個以上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行為”，〔19 〕也即此時的同意權已經成為共同法律行為。如果眾質權人意見一致尚無問題，如果意見存有分歧，那么向出質人作出的意思表示應以哪一方意見為準，確定最終意思表示的方式是否應該實行表決制?而表決權的權重是否依照有優先受償順位的質權人就必然有優先發言權來確定?故此，即便從理論上分析，在重復出質的情形下，知識產權質權人同意權的行使依然存在多種可能性，最終的路徑取決于立法者的選擇，而上文已經指出，《物權法》對這一問題并無鮮明態度，簡陋的法律規定導致重復處置時的質權人同意權行使時無法可依，權利進而落空。

　　三、知識產權質權人權利保護的突破：規則填補與權能調整

　　本文在第一、第二部分列舉了知識產權質權制度的具體問題，其也可以作為理解文章開篇引證的目前知識產權質權出質靠政策扶持的一個側面。而要深究其形成原因，姑且不論法定的知識產權質權人權利類型多寡，已定的權利類型在實務運用中身單力薄到令人不禁質疑：知識產權質權人的權利難道真是紙上談兵?要突破這種困境，使法律對知識產權質權人的權利保護真正“接地氣”，首先要摒棄法律規則含混之處的搖擺態度，再者要填補現有法律規則的漏洞，調整權利人權能內容。具體措施包括：

　　第一，仿效德國法的做法填補漏洞，完善知識產權質權人孳息收取權

　　在完善質權人孳息收取權問題上之所以以德國法為效仿的對象，主要有下述兩個理由：第一，中國法與德國法對孳息的基本分類完全相同，〔20 〕即均以成文法的形式將孳息分為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或者稱為直接孳息和間接孳息;第二，中國法與德國法對權利質權人孳息收取權的規定均采取依權利質權準用動產質權人孳息收取權的做法，且德國法明文規定動產質權人孳息收取權限于物的天然孳息，〔21 〕我國法對此雖未置明文，但《物權法》暗含的制度邏輯與德國法相同。〔22 〕據此可知，我國法與德國法的質權人孳息收取權具有相似度極高的制度背景，故選擇立法經驗成熟的德國法為參照物是明智之選。

　　就本文第一部分涉及的質權人有無權利收取知識產權強制許可使用費的問題，經過分析可知，這一問題的核心矛盾是，從立法目的來看，由質權人收取該筆費用對保護質權人權利大有裨益，但從現行法規定和民法理論角度來分析，質權人收取該筆費用于法無據。《德國民法典》第1213條第1款規定：“質權可以以債權人有權收取質物的用益方式予以設定”，〔23 〕且這一款規定在第1273條第2款排除適用動產質權規定范圍之外，因此，這一條款對知識產權質權也適用。依照對上述條款的文義解釋，其并未限定對質物用益的方式，也即約定和法定的方式均可，依照這一規定，知識產權強制許可使用費作為法定孳息，也即已出質知識產權的使用收益費用，只要出質人與質權人達成協議，質權人便可名正言順地收取。

　　就本文第二部分涉及的重復出質時質權人孳息收取權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點是對孳息收取權的理解。質權人收取的孳息是為了保證債權的實現，因而質權人僅在被擔保債權范圍內收取孳息，而重復出質時意味著存在多個被擔保債權，但這多個被擔保債權的償還是有先后次序的，既然收取孳息為了還債，而還債又有次序，據此推斷，孳息收取權也應具有與還債順序相同的次序。這僅僅是理論的推論。《德國民法典》第1290條規定了債權重復出質時質權人的收取順序，其主旨即為優先的質權人享有收取債權的權利。雖然這一規定涉及已出質的債權而并非孳息，但因為收回的債權和孳息均為了償還被擔保債權，故從終極意義講具有相同目的。因此，依此原理類推，知識產權重復出質時，順位在先的質權人享有優先的孳息收取權。

　　總之，我國法律也應該規定質權人可以與出質人約定，質權人有權收取質物的用益費用;且在重復出質的情況下，享有優先順位的質權人享有孳息的優先收取權。唯其如是，知識產權產權質權人的孳息收取權才可得到切實保障。

　　第二，廢除知識產權質權人的同意權，多管齊下保障質權人優先受償權實現

　　筆者持此觀點是基于下述理由：首先，同意權的本質目的是保障質權人了解信息、控制風險，因而其又是知情和控制的代名詞;而知識產權質權人同意權的對象是出質人轉讓、許可他人使用的行為，也即知識產權質權人同意權是以實現對出質人該類行為的知情、控制為目的。而依照現有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就出質人轉讓知識財產權而言，注冊商標專用權轉讓實行核準公告制，〔24 〕專利權轉讓實行登記生效制，〔25 〕著作權轉讓實行合意轉讓、轉讓合同可以備案制;〔26 〕就出質人許可他人使用知識產權而言，注冊商標專用權和專利權許可他人使用時必須采取合同備案，〔27 〕著作權則采取可以備案制，〔28 〕這些制度除了著作權轉讓、許可他人使用時公示公信效力略差外，其余均具備一定程度的公信力，因而這些制度均可以保障質權人對出質人轉讓、許可他人使用行為的了解。再者，就同意權的控制權能而言，雖然現行法律制度中并不存在非常有力、確能保障知識產權質權人控制出質人作出不利于自己質權行為的現成制度，但基于本文第一、第二部分對知識產權質權人權能范圍、重復設質時同意權如何行使問題作出的詳細分析，則可以形成一個認識：即知識產權質權人同意權在實際行使過程中面臨諸多制約和不確定性，這使同意權中質權人對出質人的控制權能大為減弱，也致權利虛化。故此，同意權能解決的問題現行法律制度本身有解;而現行法律無力解決的問題，同意權的作用也不甚明顯。因而，筆者認為，從實際效果角度而言，知識產權質權人同意權沒有必須存在的理由;其次，從民法理論角度而言，無論將知識財產權轉讓、許可他人使用或者出質，均屬于知識產權權利人對知識財產權的處分，沒有人可以干涉，而出質后知識產權的交換價值受控于質權人，但這并不等同于要以賦予質權人控制知識產權人處分權的方式來實現對交換價值的控制，如果這樣，那么背后的立法邏輯就是質權人的質權優先于知識產權人對知識財產權的處分權，在質權人與出質人均無過失的情形下，如此立法又有什么理由呢?事實上，“無論英美法系還是歐陸法系，都使用相同的拉丁文，統稱物權以及知識產權中的專利權、商標權與版權為具有專有性的對世權(right in rem)”，〔29 〕也即知識產權質權人享有的質權與知識產權權利人享有的知識財產權均為對世權，那么，從理論上講，兩者就應該具有相同的法律位階，并無優劣之分。故此，知識產權質權人并無限制知識產權權利人處分權的理論依據，賦予質權人同意權并無堅實的理論基礎。所以，筆者堅持賦予出質人完全的轉讓財產權，廢除知識產權質權人的同意權。

　　廢除知識產權質權人同意權后，依然需要解決質權人為了有效實現優先受償權而對出質人道德風險控制的問題。筆者解決方案是：(1)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轉讓、許可使用合同備案制度。具體而言，所有的轉讓合同均實行轉讓、許可使用備案制，且必須保持合同備案與設定質權在同一個登記機關，保證質權人、受讓人(被許可人)查詢渠道的暢通。另外，因為知識產權質權設立采取登記生效模式，即一經登記的知識產權質權具有公示公信力，據此，應該明確受讓人的查詢義務，據此，法律應該進一步規定，出質后再轉讓、許可他人使用的受讓人(被許可人)基于質權公信力而要求的查詢義務，負有向登記機關申請轉讓、許可使用合同備案的義務;(2)應該充實知識產權質權人質物保全的內容。具體而言，在質權人認為出質人轉讓、許可他人使用的行為會造成已設質知識產權價值減少時，應該享有撤銷出質人與受讓人(被許可人)之間轉讓、許可使用合同的權利。

　　第三，明確因知識產權不被撤銷和宣告無效所生費用在優先受償范圍之外。

　　知識產權出質時價值評估是難點，也是質權人最難把握的要害。而評估的前提是擬出質知識產權是合法有效的，否則，任何評估手段都喪失意義。因此，出質人保證擬出質知識產權的有效性是最基本的一項義務，且這項義務在質權成立后依然存在。故在已出質知識產權被提出爭議時，出質人因知識產權不被宣告無效所付出費用，應屬于履行保證擬出質知識產權有效性義務的體現。進一步的問題是，在質權實現時，這筆費用是否屬于實現擔保物權的費用?實現擔保物權的費用是指“因為債務人不及時履行債務導致了擔保物權需要被實現，包括取得執行名義的費用和申請強制執行的費用”，〔30 〕上述費用是出質人履行義務時的費用，雖然其產生為最終實現質權創造了條件，但這筆費用本身與最終實現質權并沒有直接關聯，因而不應該屬于實現擔保物權的費用。因此，出質人支付的這筆費用不應該列入優先受償債權的范圍內，而應該由出質人自行支付。這一做法能更好地保障知識產權質權人的優先受償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