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天人合一”“忠恕之道”“家國一體”是儒家傳統文化中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個人與國家關系的重要思想。在新時代傳承和弘揚“天人合一”“忠恕之道”“家國一體”思想，既需立足傳統、匡清要義，又需直面現實、予以發展，充分發揮它們在改變人們對人與自然、人與人、個人與國家這三大關系的認知，規范人們在生產活動、日常生活和政治實踐中的行為等作用。

　　[關鍵詞] 儒家文化; 天人合一; 忠恕之道; 家國一體; 當代價值

　　傳統文化是存在于過去的文化，但是它并不是與現在無關的文化。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不能超脫自身的傳統文化，都必然把傳統文化作為它自身發展的文化資源。儒家傳統文化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可資汲取的重要文化資源。它所蘊含的“天人合一”“忠恕之道”和“家國一體”思想有助于我們對現代化建設新征程中所面臨的人與自然、人與人、個人與國家這三方面的關系形成正確的認知，并為我們的生產活動、日常生活和政治實踐提供倫理規范和價值向導。

　　一、“天人合一”思想及其當代價值

　　“天人合一”是儒家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要思想。我們可以從本然、應然和實然三個層面理解 “天人合一”思想。[1]其中，“天人之際，合而為一” ( 《春秋凡露·深察名號》) 是“天人合一”的本然狀態; “天人二分”是“天人合一”的實然狀態; “民胞物與”( 《西銘》) 是“天人合一”的應然狀態。“天人合一”思想為我們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系列活動提供了堅實的哲學基礎。它有助于我們理性地分析當今生態危機之實然現狀，重新審視人與自然之間的本然關系，明確生態文明建設的應然方向。

　　( 一) “天人合一”的本然狀態表明人與自然是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

　　這種統一整體性是人與自然之間是其所是的性質或狀態，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實。那么，為什么說人與自然之間是本然一體的呢? 不同的儒學家對此持有不同的觀點和態度。其中，最為經典的觀點認為，人和自然出自同一個源頭，所以它們在本性上是相同的，本性相同的自然和人共同構成一個緊密關聯的有機整體。但是，關于同出一源中的“源”，儒學家又給出了不同的答案。董仲舒、王充、張載等人認為，自然和人由氣構成，并統一于氣，“氣”是“天人合一”的基礎。二程、朱熹等人認為，理是貫穿自然和人的一個普遍原理，自然和人都是理的體現，因而自然和人在本質或道理上是一致的，此即“天人一理”，“理”是 “天人合一”的基礎。以陸九淵、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派則認為“心”是天人合一的基礎和依據。但無論是“天人一氣”“天人一理”還是“天人一心”，都在本然層面上揭示了人與自然之間是合而為一的和諧整體。天人關系的這種是其所是的本然狀態為我們反思和批判天人之間實然的二分對立關系提供了存在論依據，它所蘊含的應然的價值追求指引我們超越天人關系的實然狀態。

　　( 二) “天人合一”的實然狀態是“天人二分”，即人與自然之間的實際關系是緊張對立的二分關系，而且這種二分關系是一種社會事實

　　儒家之所以倡導和追尋“天人合一”，主要是因為在實然層面上自然和人之間呈現二分的狀態。那么，這種“天人二分”的社會事實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儒家思想中，很多學者把實然層面的“天人二分”歸結為私心和私欲等人為因素。譬如，張載認為，“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我所喪爾。”( 《正蒙·誠明》) 意指自然的良能本來是人的良能，只是因為人過于執著于一己之我，一切從自我利益出發，從而使得自然的良能和人的良能對立起來，造成人己、物我二分，乃至自然與人二分。陸九淵認為，“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陸九淵集》，卷三十四) ，意即宇宙并沒有限制、隔離人，反而是人自己限制、隔離了宇宙，宇宙與人的二元對立是人為造成的。朱熹更是把人的私意和人欲稱作渣滓，認為私意人欲這類渣滓間隔了人與自然之間本然的一體關系，如果祛除私意人欲的話，那么人與自然便能合而為一。

　　儒家思想所闡述的人與自然之間二分的實然狀態在當今社會以“人類中心主義”的形式表現出來。“人類中心主義”主張，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是主體，自然是主體發揮作用和索取利用的客體，二者處于二分的對立關系中; 人是目的，自然是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質料; 人是萬物的尺度，自然的價值在于對人的意義，人類的利益是評判自然價值的依據。“人類中心主義”是對“天人合一”之本然狀態的僭越和反叛，在“人類中心主義”光環縈繞下的人類實踐打破了人與自然本然的和諧平衡狀態，招致了人類無力承受的后果———生態危機。生態危機的到來宣告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失敗，表明了人類并不是自然的主宰，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不是完全的主客關系，而是共生共存的關系。生態危機的解除需要我們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回歸儒家“天人合一”思想。

　　( 三) “天人合一”的應然狀態是指人與自然的和諧平衡應當成為人類普遍追尋的境界

　　如果說儒家關于本然意義上的“天人合一”和實然意義上的“天人二分”的論述都是對事實層面的認知，那么它關于“天人合一”應然狀態的論述則超越了事實層面的認知，企圖消除實然層面的“天人二分”，追尋天人和諧。正因如此，儒家在應然層面的“天人合一”是一種理想境界，這一理想境界應當成為人類在實踐活動中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時所追求的價值目標。那么，我們今天應當如何去追尋 “天人合一”呢? 首先，堅持“生命共同體”思維。習近平同志指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2]，可以說， “生命共同體”是“天人合一”在當代的創新性轉化和創造性發展。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本來就認為人與自然是內在統一的，自然的運行秩序與人類社會的運行秩序是一致的。這就意味著我們應當拋棄“人類中心主義”這類唯我獨尊的思想，充分認識自然秩序的客觀性和規律性，把人類社會仁義禮智的道德規范延伸到自然，以謙遜、敬畏和仁愛之心面對自然、關懷自然，通過“民胞物與”達至“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二、“忠恕之道”及其當代價值

　　“忠恕之道”是儒家處理人際關系的重要思想，貫穿于儒家思想體系中，成為人應當終身行之的行為準則。“忠恕之道”是一種超越時空、具有共時性的倫理規范，它所蘊含的人是關系性的存在、人是平等的、人心是可通約的這一系列存在論前提，以及所展現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行為準則對我們當今正確認識和處理人際關系、進行社會實踐具有規范意義。

　　( 一) “忠恕之道”的存在論前提及其對我們正確認識人際關系的意義

　　“忠恕”概念始見于曾子之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論語·里仁》) 其中，“忠恕”意指將心比心、推己及人、待人如待己。那么，人們為什么要遵循忠恕之道呢? 將心比心又是如何可能的呢? 根據儒家經典著述，“忠恕”之所以能成為處理人際關系的重要準則，是因為它以人的存在是關系性的、是平等的、人心是可以通約的等為前提的。 “忠恕之道”是以關系性自我為邏輯起點的。關系性自我是與原子式自我相對的概念，它主張個人不是封閉孤立、遺世獨立的抽象的個體，而是天然地處在一個社會關系網絡中，個人是這個網絡中的一個結點，與他人發生關聯并承擔多重社會關系。在這個關系網絡中，個人既是主體，也是客體，既是自主行為的施動者，又是他人行為的受動者，這就要求個人在行動時要考慮行動對他人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尤其是害、惡、丑這一類影響，因為顯然這類影響是有中正之心的人不會欲求的。“忠恕之道”正是在人與人之間的這種相對關系中產生并獲得了規約性質。

　　( 二) “忠恕之道”所倡導的行為準則對社會實踐具有重要的規范意義

　　具體來說，這些行為準則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忠道。“恕”是以否定的方式推衍主體行為的正當性，認為不把自己所不欲求的強加于他人的行為才是正當的。“忠”是以肯定的方式推衍主體行為的正當性，主張個人在成就自己的同時也要試圖成就他人，在自己通達事理的同時也要試圖讓他人通達事理。“恕”和“忠”是“忠恕之道”的一體兩面，其中，“恕”是基本要求，“忠”是以“恕”為基礎和前提的更高層次的要求，因此，在忠恕之道中恕道優先于忠道。

　　(三) “忠恕之道”在社會實踐中的踐行

　　“忠恕之道”的踐行要求個人自律。“忠恕之道”是一種待人的原則，它只能要求個人行仁于他人，而不能要求他人行仁于自己。同時，“忠恕之道”是以關系性自我為出發點的，因而對個人及其品格提出了要求。加之，個人生活方式、社會地位、受教育程度、個人偏好乃至人生理想等方面的差異性就決定了主體在行為時并不完全能夠通過自己的欲求推知他人的欲求，因而在推己及人的時候，行為主體不能被自己的欲求所蒙蔽，在沒有得到他人同意的情況下把自己的欲求強加給他人。這就要求行為主體嚴于律己、修養自身，成為中正之人，摒棄無是非善惡觀念、無道德原則的鄉愿人格，以誠敬之心，按道德原則行事，善待他人，從嚴要求自己，此即自律。

　　三、“家國一體”思想及其當代價值

　　“家國一體”是儒家處理個人、家庭和國家關系的重要思想。但是，由于“家國一體”是適應于傳統社會的一種政治思想，因此它在當今社會遭到諸多詬病。然而，“家國一體”思想所隱含的個人、家庭與國家三者之間在存在論意義上、倫理意義上和政治意義上的關系對我們正確認識和處理個人、家庭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進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我們需要辯證地看待“家國一體”思想，匡清舊義，推陳出新。

　　( 一) “家國一體”思想的舊義及其面臨的挑戰

　　“家國一體”思想是通過家國結構上血緣的同質性、家國治理上父權和王權的同質性、家國倫理上孝忠的同質性來實現的。

　　首先，“家國一體”以血緣為基點，通過由內到外的宗族血親的粘連關系實現。其中，家庭是由具有血緣關系和姻緣關系的人所形成的基本社會單元; 而家族是由發自于同一祖宗的男系后人構成的、由一系列家庭所形成的綜合體; 宗族則是一種宗法組織，是同姓的人依著血系的支分派別合起來而形成的，具有主從、親疏、遠近之分; 國家則是由特定家族或宗族掌權而形成的統治組織。其中，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元，家庭—家族—宗族是血親關系由內向外延伸的形式和表現。正是這種由內向外的血親關系形成了中國傳統社會最基本的社會網絡。在這一社會網絡中，皇帝既是自己家族的宗子，其血親系統是整個社會宗族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同時也是一切社會宗族的大家長。因此，我國封建國家是家天下，宗法血親關系網羅一切，王權也正是通過宗法血親關系獲得了合法性認同。

　　其次，“家國一體”是以通過自上而下等級化、集權化的父權—王權專制實現的。在中國傳統社會，父權在以血緣身份所編制的家庭等級秩序中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父權家長制要求卑幼服從尊長的意志。在國家層面，“朕即國家”，“君權神授”的政治教化賦予了皇帝以至高無上的地位，皇帝集眾多權力于一身，而皇族也因此享有多方面的特權而高于一般的宗族。這種自上而下的王權專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訴諸強調尊卑有序、上下有別的 “禮治”來實現的。

　　最后，孝忠是“家國一體”賴以存在的道德基礎。儒家認為，孝子奉養父母、忠臣侍奉君主是根本。在“五倫”中，“父子關系”是家庭關系的首要關系，“君臣關系”是政治關系的首要關系，這兩種關系分別是父權制和王權制賴以存在的基礎。而在以“父子關系”為首要關系的“家庭”中，“孝”是首要的倫理規范和價值訴求; 而在以“君臣關系”為首要關系的“國”中，“忠”是首要的倫理規范和價值訴求。盡管“孝”“忠”在內涵和表現形式方面有所不同，但它們同屬于“禮”的范疇和道德的范疇，在本質方面是相同的。

　　(二) “家國一體”思想的新義及其對我們正確認識個人、家庭與國家關系的意義我們可以從生存論意義上的家國關系、倫理意義上的孝忠和德政、政治意義上的家國情懷和人民情懷三個方面對“家國一體”思想作出新的解釋。

　　首先，在生存論意義上，個人、家庭和國家是共生共存的統一整體。根據儒家經典著述，個人、家庭和國家的關系包括兩個方面: 從個人—家庭—國家維度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離婁上》) ，個人構成家庭的根本，具有血緣和姻緣關系的個人組成家庭，個人是整個家國關系的基石;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國家的源頭，是個人與國家關系的紐帶; 國家是放大的家，是由個人和家庭組成的統一整體，個人發展和家庭秩序構成國家發展和國家秩序的前提和基礎。

　　其次，在倫理意義上，個人在家為孝、在國為忠的孝忠倫理和統治者施行仁政德治是統一的。在儒家思想中，愛國和愛家是高度統一的，只有在家盡孝方能為國盡忠，“忠君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 《禮記·祭統》) 孝是維系家庭的核心道德，它表現為對自己生命的熱愛，對父母的愛養畏敬，對死生的謹慎與對先祖的追念，對國家和社稷的貢獻。

　　最后，在政治意義上，個人的家國情懷和治國者的人民情懷是統一的。一方面，儒家思想主張，個人要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大學》) 的家國情懷，應當把胸懷天下、心系蒼生作為自己的價值信念和理想追求，承擔起齊家治國的社會責任，成為家國社稷的治理者。

　　( 三) “家國一體”思想在社會實踐中的踐行

　　“家國一體”思想所蘊含的個人、家庭和國家的共生共存，家國情懷和人民情懷在當今社會實踐中的踐行主要包括培育公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建設官員的德性倫理、踐行黨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三個方面。

　　首先，培育公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家國同一”思想關于個人、家庭和國家之間共生共存的關系是我們培育公民愛國主義精神的存在論基礎，決定了愛國主義的內涵。愛國主義是對中華大好河山、中華同胞、中華文化和中國國家的情感歸屬和理性認同。

　　其次，建設官員的德性倫理。官員既是公民，又是公職人員，因此，官員不僅需要成為一個好的公民，還要成為一個好的官員。好的官員應當有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家國情懷，提高個人品德修養，因為個人品德修養是成為好官的基礎和保證; 應當樹立良好的家風，因為家庭是個人的生活環境，官員的從政風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家風的影響; 應當形成優良的政風，因為政風是一個人為官的精神風貌; 官員只有以個人品德為基礎，實現家風和政風的良性互動，才能更好地履行官職。好的官員應當做到“忠”，忠于黨和人民，忠于職守，忠于個人良知。

　　最后，踐行黨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 “以人民為中心”是“家國一體”中“民惟邦本”思想在現代社會的發展和升華，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品格特征、價值追求和崇高境界。

　　結語

　　我們對儒家傳統文化進行研究并不止步于了解它的史料和思想，而是旨在更好地服務現實。因此，我們對儒家傳統文化的研究是以立足社會現實為基礎的。如果說社會現實是“原”的話，那么歷史上形成的傳統文化則是“源”，我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由“原”和“源”這兩個方面的綜合因素推動的。其中，我們所說的“原”包括在現代化建設中面臨的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現實關系。我們只有在立足這些現實關系的基礎上理性地對待儒家傳統文化，汲取中國儒家文化中關于“天人合一”“忠恕之道”“家國同一”思想的精華，并結合現實加以創新，才能使它在新時代的社會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 苗潤田: 《本然、實然與應然———儒家“天人合一”論的內在理路》，《孔子研究》2010 年第 1 期。

　　[2] 習近平: 《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17 年 10 月 28 日。

　　[3] 唐凱麟: 《論儒家的忠恕之道———兼對普遍倫理的歷史反思》，《求索》2000 年第 1 期。

　　論儒家傳統文化及其當代價值相關論文期刊你還可以了解：《透視儒家哲學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