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社會急劇變革、思想空前活躍的時代，王室衰微，禮崩樂壞，諸侯爭霸，戰(zhàn)爭頻繁。各諸侯國為獲取更多利益，紛紛變法圖強，法家和縱橫家則趁勢崛起，成為這個時代最為活躍的學派，而法家和縱橫家的領導思想在社會變革的時代產(chǎn)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法家和縱橫家領導思想內涵有極高的相似性，其中的有益之處，對于現(xiàn)代社會探索領導規(guī)律，增強領導素質，增長領導才干，提高領導效能，繁榮和發(fā)展現(xiàn)代領導科學有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 法家; 縱橫家; 領導思想; 正義

　　在諸子百家里，法家與縱橫家可以說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最為活躍的兩個學派，春秋戰(zhàn)國歷史也可以說是法家的變革史和縱橫家的爭霸史。在濤濤的歷史長河里，法家和縱橫家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戰(zhàn)國時期社會劇烈的動蕩與急速的變遷，也引起了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激烈變化，人們發(fā)現(xiàn)再用原來的領導體制與領導思想進行統(tǒng)治，已經(jīng)無法適應新形勢的統(tǒng)治需要，開始沖破傳統(tǒng)禮制的束縛，從本階級、本階層自身的利益出發(fā)，闡發(fā)自己的領導思想，以重新建構適應新形勢下統(tǒng)治需要的領導體制與領導思想體系。戰(zhàn)國時期兩家發(fā)展至鼎盛，西漢時期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逐漸走向沒落。

　　一、人性本質

　　關于人性本質的討論一直是古代先哲們的焦點之一，人性的共同本質究竟是什么，不同的學派都有其各自的主張: 儒家學派的孟子主張性善論，而荀子則是主張性惡論，人性生來就是惡的。荀子的門徒、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韓非子，他是性惡論的堅定支持者，主張用嚴苛的法律對人本惡的天性進行控制，依靠法律來安民定國。他認為 “人性好利”，人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牟取私利，因此把人與人之間的各種社會關系都說成是赤裸裸的利害關系，父子、夫妻之間“猶用計算之心相待業(yè)”，君臣之間更是互相利用的買賣關系。因此，國家政策和領導方略都要建立在人們既互相爭斗相互排斥，又可以相互利用、相互結合的現(xiàn)實基礎上。人們?yōu)榱双@得利益會不擇手段，所以不能像儒家那樣搞仁義道德，要用法律和暴力進行威懾。縱橫家更是人性本惡、人性好利學說的堅定支持者，爭利求名更是縱橫家的人生哲學。縱橫家無不把游說作為牟取“勢位富貴”的利器，也毫不猶豫地奉行功利主義，求“利”得“名”的思想充塞他們的心胸，因而“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幾乎成了縱橫策士們用以說動各國國君的口頭禪了，以有利可圖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1]，也用作說動他人的武器。法家和縱橫家因對人性論的認識相同，所以在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追求方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摩根索曾說過，政治受到植根于人性的客觀規(guī)律的支配。那么，對于法家和縱橫家而言，人性本惡，人性好利則是亙古不變的社會規(guī)律。

　　二、現(xiàn)實主義

　　如果用一個詞語來形容法家與縱橫家的領導思想相似之處，那么最為契合的就是“現(xiàn)實主義”，不同于儒家、道家和墨家等主要強調理論，法家和縱橫家主張積極入世，參與諸侯爭霸。法家通過變革，縱橫家通過游說，都是通過實踐驗證理論、通過實踐改變社會。

　　( 一) 結果正義大于過程正義

　　從正義的角度而言，不論是法家還是縱橫家，其主要考慮的是結果正義，而非過程正義。當然，這里所講的正義，并非平常意義上的正義，法家和縱橫家所追求的正義是國家利益，任何有利于國家利益的方式和手段，對于法家和縱橫家而言都是正義的，而任何有損國家利益的手段和方法，即使是符合道德的，對于他們而言也是非正義的。衡量正義的標準主要是指國家利益，而非其任何因素，所要追尋的結果也是使國家強大，因此可以使國家變得強大的任何手段都是正義的。對于法家和縱橫家，我們應從不同的角度思考，而不是一味地對其進行批判。誠然，法家的嚴苛和縱橫家的不擇手段，是不符合道德、有違常理的。但是，如果我們設身處地地去考慮，他們的那些手段和方法未嘗不是一種愛國盡忠的方式，他們以其獨特的手段來維護國家利益，維護他們心中的正義，也未嘗不是一種追求。

　　( 二) 政治和道德應有界限

　　法家和縱橫家現(xiàn)實主義的又一重要特點是都認為政治和道德應有界限。美國政治學家漢斯·摩根索曾提出政治現(xiàn)實主義六原則，其中講到不能混淆政治與道德的界限，普遍的道德原則不能以其抽象的公式運用于國家行為，而必須滲透到有確定的時間和地點的具體客觀過程中。政治現(xiàn)實主義拒絕把特定國家的道義愿望與普遍適用的道義法則等同起來; 不能把某一特定國家道義上的愿望同支配人類的道德法則混為一談，所有國家都試圖用全人類的道德原則掩蓋他們特殊的愿望和行動[2]。從摩根索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其主張政治遠離道德，二者之間應有界限，用這一觀點來形容法家和縱橫家則最為契合。從歷史現(xiàn)實可以發(fā)現(xiàn)，法家和縱橫家只看政治現(xiàn)實，從現(xiàn)實存在出發(fā)，制定策略和手段。法家通過制定并實施嚴苛的法律來保障國家利益，而縱橫家則通過權術謀略來保證其國家利益的實現(xiàn)。但是，法律和權術都是凌駕于道德之上的，摻雜了道德的法律和權術會被限制在倫理的框架下，倫理的要求與現(xiàn)實的要求有時又是背道而馳的，這就使得許多有利于國家利益的措施無法實施，這是法家和縱橫家所不愿看到，也是極力想避免的; 因此，縱橫家和法家是將政治和道德保持界限的最早倡導者，也是最早的實施者，盡管這也為其他的學派所詬病。

　　三、唯德唯才

　　重視領導者的能力與素質，人盡其才，適才適用是法家和縱橫家共同的追求。法家代表人物慎到在其馭臣之術中曾提到，要求擇長而用，反對求全則敗，“不設一方有求于人”，主張分工明確，互不兼職; 他強調君主要善于發(fā)揮臣屬的才智，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 對臣屬主張用“能”不用“忠”，認為領導者的能力素質更為重要”。申不害則主張君主要依靠臣屬，但要實行督責考核之術，對臣屬的素質和能力進行考核，明確崗位職責，對于考核不合格者給予嚴懲。韓非子則說“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聽其言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而縱橫家對于領導者能力與素質的重視，也顯而易見。《戰(zhàn)國策·秦策一》司馬錯云: “欲王者，務博其德。”蔡澤認為，作為大臣，應該像商鞅那樣，“極身無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愫”; 像文種那樣，“悉忠而不懈……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3]。綜上所述，不論法家還是縱橫家都對領導者的能力和素質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有德有才者賞，無德無才者下，盡管法家和縱橫家都是為統(tǒng)治者服務的，但對于現(xiàn)代管理，依然有很大的借鑒作用。

　　四、結語

　　法家和縱橫家其所代表的都是新興的地主階級的利益。傳統(tǒng)的奴隸制統(tǒng)治瓦解，推動了新興的地主階級崛起，他們在謀求經(jīng)濟利益的同時，渴望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謀求更多的政治利益，法家和縱橫家則應運而生。法家主內，其思想更多是處理內政民務，因為內部需要穩(wěn)定，所以需要依靠法律來維護; 縱橫家主外，其思想更多是處理外交事務，外部需要見機行事，所以其提倡權謀策略。秦國在其內部以法家思想為主導，在其外部通過連衡而與諸侯相斗，法家與縱橫家統(tǒng)一于秦國這個實體中，統(tǒng)一于一個權力中心之上，內外協(xié)調聯(lián)動，兩者和諧共存，民心凝聚。法家與縱橫家的領導思想雖然難免有所局限，但就其主要意義而言，二者的領導思想對中國的政治學說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同時對推進我國現(xiàn)代化建設進程有借鑒意義。我們應該看到中國古代領導思想的現(xiàn)代價值與意義，并加以適當?shù)亟梃b和運用。

　　參考文獻

　　[1]熊憲光. 論《戰(zhàn)國策》的思想傾向[J]. 西南師范大學學報 ( 人文社會科學版) ，1982( 3) : 93 - 101.

　　[2]李建莉. 透視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內涵[J]. 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2010( 1) : 68 - 70.

　　[3]熊憲光. 論縱橫家的辯證法思想[J]. 川北教育學院學報，1999( 1) : 7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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