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用功利的觀點解釋社會政治生活，是韓非與馬基雅維利的共同特點。在他們的政治哲學中，政治的目的不是道德的良善，而是統治者卓有成效的統治，韓非和馬基雅維利對與道德和法律的不同理解，使他們在政治思想史上占據著不同的位置。對于今天的政治建設也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韓非,馬基雅維利,非道德政治觀

　　在人類思想史上，很難找到像韓非和馬基雅維利這樣兩位極其相似的政治思想家。他們一個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中國，一個生活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時代和文化背景。然而，一部《韓非子》和一部《君主論》的內容如此相似，兩位思想家在繼承前人理論的基礎上都提出了一種非道德政治觀：就是突破道德對政治的掩蓋及政治從屬于道德的觀點，即切斷倫理學或神學與政治聯系的政治思想。韓非和馬基雅維利都從人性自利的本質出發，利用法、術、勢建立中央集權制度，實現國家統一。然而他們畢竟所處的時代和生活環境不同，直接導致其思想的差異性。本文將比較兩位思想家非道德政治觀的異同，從而得出有意義的啟示，達到古為今用的目的。

　　一、韓非與馬基雅維利顯著的共性

　　（一）人性自利是韓非和馬基雅維利政治理論的出發點

　　韓非繼承并極端發展了荀子的性惡論，認為好利是人的本性，人際關系唯有物質利益是真實的。他說：“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類的利己是一切社會關系賴以聯系的紐帶。是人們行為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那么，帝王的統治就只能從此前提出發，才有可能解決根本性問題。馬基雅維利的非道德政治觀也是建立在自利人性論的基礎上，他同樣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看成是赤裸裸的利益關系。他借用《圣經》中的原罪說，認為人性天生本性墮落，他講到愛、恩義這些概念時也是這樣說的：“愛戴是靠恩義這條紐帶維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惡劣的，在任何時候，只要對自己有利，人們便把這條紐帶一刀兩斷了。”總之，在韓非和馬氏眼中，由于人性的自私，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和爭奪已經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并制約著社會的發展。

　　（二）韓非和馬基雅維利都認為法術勢是最重要的統治手段

　　韓非和馬氏都認為統治者為了達到一定的目標可以不擇手段，但手段在運用是要有選擇。韓非的學說以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理論為核心，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要求。他強調君主必須把法術勢結合起來，缺一不可。他把法術勢結合起來，形成完整的法治理論，代表先秦法家政治思想發展的結果。馬氏強調象中世紀意大利那樣混亂和腐敗，要使它革新并強大起來，必須建立嚴密的法律來維護統治階級的社會秩序。無論從形式和內容上看，這些手段和韓非的法術勢有異曲同工之妙。韓非認為，在他之前的法家如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雖然也已提出過法術勢等思想，但并不完整，“皆位盡善也”。他全面提出：“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君主除獨占權勢外，還必須配上一套能駕御群臣的高超手段，才能驅臣治民，這就是術。“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既如何任用，控制，監督，考核和獎懲各級官吏得手段。在此意義上，術是勢的運用和延伸，如果君王能把術和勢結合起來就可以鞏固自己的統治。他認為君主只要掩飾自己的真實意圖，使群臣無法看破和猜度，加之隨時緊握手中的權柄，君主的地位就不會受到威脅了。

　　馬氏也認為君主就是靠勢力和權術進行統治的。在《君主論》中他反復強調權勢的重要，把專制統治者看作是國家命運的主宰，甚至把君主冷酷無情的意志和權利理想化。同時，他也崇尚權術。他說：“一切國家，無論是新的國家，舊的國家或者混合國，其主要的基礎乃是良好的軍隊，因為如果沒有良好的軍隊，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同時如果哪里有良好的軍隊，哪里就一定會有良好的法律。”

　　總之，韓非和馬氏都提示君主為了鞏固他的統治必須掌握強大的權力，制定完善的法律，配以各種隱秘又變化莫測的手段，使臣下和人民敬畏他，才能保全王位和王國。

　　二、韓非與馬基雅維利的歷史使命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從兩位思想家所處時代背景和所擔任的歷史重任來看，韓非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利用拋開傳統道德束縛采用君主專制來達到國家統一。而馬基雅維利則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不僅要拋棄道德倫理的羈絆而且要打破神學的桎梏。

　　（一）在治國的側重方面：韓非提倡獎勵耕戰，馬基雅維利重視軍隊的建設

　　韓非生長于戰國七雄中最弱的韓國，他認為韓國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富國強兵，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最根本途徑就是要實行發展耕戰的政策。他明確提出：“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立于敵者強。”[5]還進一步指明當時韓國貧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不務耕戰，耕戰有功的人就得受賞，在耕戰上沒有貢獻的人則不應得到好處。這樣，一個國家的富強才有希望。反之，就會導致亡國的危險。馬基雅維利生活時代的意大利經濟上較發達，但政治上分裂嚴重，內部戰禍不息且面臨外部入侵的危險。在這種背景下，他懷著極大的熱情專心致志地尋求實現國家統一的方案和途徑。馬氏還具體論述了君主關于軍事方面的責任，認為君主除了戰爭、軍事制度和訓練以外，不應該有其他的思想和目標，否則也只會亡國。

　　（二）對人民的認識與人民力量的重視程度有較大的差別

　　韓非所處的時代是戰亂已持續了百年之久的戰國末期，此時的戰爭主要在國與國之間展開，民眾的力量尚未充分顯示出來。思想家們一般都比較輕視民眾，韓非也有這個特點，他認為帝王只要掌握人性好利惡害的特性使用賞罰兩手因勢利導地進行統治就可以了。因此在韓非看來，帝王根本不用費力去研究民眾問題，而只要把精力用于法制和處理君臣關系就可以了，帝王的統治能否穩定、長久與“民”是沒有太大關系的。馬基雅維利則與韓非不同，他生活在文藝復興的盛期，這是一個大力歌頌人，重視人的價值的時代。馬氏不可能不打上時代的烙印。他說：“一個人依靠貴族的幫助而獲得君權，比依靠人民的幫助而獲得君權更難于保持其地位。”又說“如果一個人由于人民的贊助而獲得君權，他就發覺自己是巍然獨立的人。”再說“如果人民心懷不滿，君主是永遠得不到安全的，因為人民為數眾多。”可見，馬氏是把人民當作君主權利的社會基礎的。能看到人民力量的決定作用，反映了他的思想的敏銳性和先進性。

　　我們可以看出韓非主張建立的封建世襲君主專制制度與馬基雅維利主張建立的君主制度的發展趨勢是不同的，前者趨向于長期的專制獨裁，而后者趨向于民主。“馬基雅維利只把君主政體看作是挽救意大利的臨時性措施，認為君主的專制和暴力是政治‘藥物’。”他的使用是為了治療病態的國家，不能視為經常的最佳政體。在國家統一之后，仍應建立民主共和政體，才能使意大利長治久安。

　　在中國，自兩漢以后，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刑名之學幾乎無世不受到非議。在西方，馬氏的《君主論》曾被看作是充滿邪惡的著作。然而，韓非與馬氏又是人類思想史上不可忽視的思想家。但他們的思想又對后世都產生了不同的影響，《韓非子》奠定了中國2000多年君主專制的理論基礎，可以說韓非開創了君主專制，也直接促成了國家的統一；而《君主論》則是西方政治思想理論的奠基之作。

　　三、韓非與馬基雅維利的非道德政治觀

　　通過比較韓非與馬基雅維利的非道德政治觀，他們都是根據當時現實需要，開出了一劑毒藥作為根治痼疾的良方。然而，只要能建成一個統一強大的國家，這一劑猛藥還是值得下服的。但是，韓非與馬基雅維利的非道德政治觀又存在著無可辯駁的局限性，他們都把專制主義極端化了。韓非和馬基雅維利的非道德政治觀是一筆彌足珍貴的遺產，我們不僅要珍視這筆思想遺產，對于他的局限性也同樣要予以重視。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在批判繼承前人的思想遺產基礎上，建構發展屬于我們自己時代的政治哲學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應該說，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是一輛馬車的兩個輪子，是缺一不可的，我們在加強法制建設的同時也要重視道德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