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是現代社會的核心特征，公共道德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進程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它規制著社會公共空間內個體交往的行為規范和價值準則。這一德性倫理規范順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在邏輯，也體現著新時代公民道德規范的現實要求。然而，在轉型期內公共道德建設中出現的問題越來越成為現代化進程中影響社會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充分認識到公共道德缺失潛在的長久危害，從哲學的角度分析推動公共道德建設中的內在與外在因素，去尋求公共道德建設的可能性及本質性路徑，力求為當今公共道德建設的發展提出可行性措施。

　　一公共道德缺失問題的現狀分析

　　當今公共道德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存在著不同層面的缺失現象，如公職人員行政倫理失范的問題，市場經濟生活中誠信缺失的問題，社會公共空間內非友善狀態頻發的問題，網絡空間內虛假詐騙的問題等。究其原因，一是人作為一個主體而存在，是公共道德缺失的內部重要因素，另外還存在著外部復雜環境因素的影響。下面，將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詳細分析:首先，私德與公德之間的差異性造成轉換之間的矛盾。以中國為例進行分析。我國歷來重視道德建設，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更注重私德，私德規約著傳統人的行為，是維系中國封建統治的重要精神力量。私德是傳統個體所具備的德，但也是具有社會性的私德。費孝通指出，“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私德是由人際關系的差序格局造成的”[1]。因此，傳統社會中個體所形成的社會關系表現為在較為狹窄地域內的以差等此地、親疏關系為特征的社會關系。這是古代中國較為統一的社會關系倫理結構。這種倫理關系維系了兩千多年，直至現代社會，以私德為核心的傳統倫理關系仍然對現代人的道德思想與行為起著重要的指引作用。在公德與私德理論棱鏡的現實發展過程中，私德在一定意義上影響并制約著公德的倫理架構。傳統社會中以私德為中心的倫理關系是特定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隨著歷史發展，現代社會中的公共生活不斷增多，許多傳統私德的具體運用已顯得不合時宜。這就迫切需要召喚公共道德的出現來規制公共生活的合理倫理關系。一直以來，“人類終其一生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完全地把握住對象世界而獲得‘終極自由’和‘絕對自由’”[2]。人類要想實現必然到自由的轉換，需要更多地關注個體所處公共空間內公共生活對自我的道德要求，換句話講，個體倫理價值的實現不僅僅是家庭內部、親友之間的道德關系，更要注重一切公共場所與熟人、陌生人合法性的道德倫理關系，要重視實現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共同發展的公共道德重構之邏輯。基于以上分析，現代人道德倫理的哲學定位要求其崇尚公德，而公德與私德之間的固有矛盾與差異深刻影響著公共道德的建設發展。私德的轉換，私德與公德并行的選擇，公德重塑帶來的多層建構，帶來矛盾復雜化，矛盾疊加現象。其次，實踐與認識之間的矛盾性導致個體公共道德實踐中知行脫節的問題。人作為能動的主體，知與行之間存在著認識與實踐方面的矛盾性差異。一方面，在接受公共道德教育、塑造自身公共道德素質的過程中，個體認識過程本身就是從感性到理性的轉化過程，在認識公共道德這一倫理規范的過程中。人的思維與認識的完善發展需要多種因素的持續性作用。因此，人的認識發展過程的客觀規律決定個體公共道德素質提升的曲折性與持續性;另一方面，雖然實踐是認識的來源和基礎，但是認識與實踐存在時間上的不一致性、效果上的不協同性。也就是說，由于實踐與認識之間的矛盾性存在，個體的公共道德認識無法在同一時間全部轉化為相應的公共道德行為。在公德教育內化與外化的過程中，知行脫節現象的存在使得個體公共道德表現得不一致。最后，公共道德缺失問題的出現是社會發展與道德建設的矛盾性體現。社會所經歷的從傳統向現代、從封閉到開放的轉型，使得公民個體的思想與行為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人們以更加開放的、公共的思考方式與行為面對社會生活。這一歷史性的轉型過程使得私人空間逐步向公共空間拓展，也召喚著公共道德來規約人們在社會交往中的合理行為。由于社會發展各因素的不平衡，特別是公共道德建設的相對滯后，再加上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使得世界范圍內的公共交往本身就蒙蔽著非平等的公共道德關系，這種在世界公共空間范圍內公德缺失的表現必然影響到行為主體思想意識與自身公共道德行為的選擇。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狀態是導致當今社會公共道德缺失的外在環境因素，而主體本身的道德的認知發展則是影響公共道德建設的內在本質因素[3]，內外因素相互作用使轉型期社會的公共道德缺失現象凸顯出來。

　　二公共道德建設的現代認知層面分析

　　(一)基于道德認知發展理論對公共道德建設的分析

　　人作為有意識的能動的主體，可以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來實現自己的價值，不僅表現在滿足自我生存需求的物質方面，更表現在社會價值的自我實現上。勞倫斯·科爾伯格(LawranceKohlberg)的道德認知理論是基于皮亞杰關于認知發展階段論而形成，他提出了“三水平六階段理論”[4]，第一水平的兩個階段分別是:自我中心階段、個人主義階段(前習俗水平);第二水平為習俗水平，分別為階段三———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得到維系，階段四———社會制度在行為主體中產生共鳴;第三水平則上升到普遍認同的道德決策，社會公共契約(階段五)和各種倫理原則(階段六)得以產生(屬于后習俗水平)。公共道德水平發展的內在推動力在于每個行為主體道德認知的完善，這就要求，不僅在前習俗水平，還是在社會關系的建構與社會公共契約的形成中，認知與行為的道德認同是至關重要的。從認知水平的發展對公共道德建設的效用分析來看，道德水平的發展呈現出從認知與智力的發展到社會角色的承擔，再到具備公共道德所需的道德判斷與道德推理的樣態。一個行為主體具備了完善的道德判斷與道德推理的基本能力，將有效做出符合公共道德的行為。社會認知作為行為主體邏輯思維與道德判斷形成的關鍵，要求個體在社會群體中承擔所扮演的社會角色，這種社會角色承擔意識的形成是公共道德形成的重要條件。主體只有在人與人之間、社會群體之中勇于承擔責任，才能形成一個良好的社會認知，只有社會中的每個主體都養成這樣的基于公正團體法[5](TheJustCommunityAp-proach)的道德判斷，才能最大程度上避免公共道德缺失，進而促進形成完善的公共道德體系。認知水平的發展，勢必要求行為主體對社會角色做出相應的承擔，一旦行為主體的社會性得到實現，就使得個體自我認同與社會道德認同實現整合，這是公共道德得以公正實施的重要條件。知行不一的社會現象是公共道德建設中存在的普遍難題，即行為主體道德認知與行為之間出現了鴻溝，在它們之間用道德認同進行架構十分必要。其過程性、動態性和行為指向性等特征，不僅表現為行為主體自身道德的完善，同時也強調了與社會的交互，因此道德認同的養成勢必為公共道德建設的內在推動力。

　　(二)基于社會直覺理論對公共道德建設的分析

　　喬納森·海特教授(JohnathanHaidt)認為，“道德判斷是一種快速的直覺式的結果，道德判斷不是由于推理產生的，理性推理只是在道德判斷發生以后、解釋判斷為何產生而進行的心理加工”[6]。他所提出的社會直覺理論(SIT)模型指正了道德判斷是由于道德場景引發的直覺反應所致的事實邏輯。從這個角度分析，公共道德缺失的原因也源自于人類在道德判斷面前的固有直覺反應。有關研究通過利用事件相關電位(ERPs，event-relatedpoten-tials)的技術，驗證道德判斷早期是否有道德直覺，幫助人們快速識別和處理感受到的道德信息[7]。通過對比受試者聽到道德違背詞、純厭惡詞和中性詞時所誘發的識別電位(RPrecognitionpotential)振幅，道德違背詞這一組所誘發的識別電位振幅要明顯大于其余兩個對照組，這種差異說明大腦對道德信息表現出敏感并在推理產生之前進行了快速加工。此項研究表明道德認知是直覺式的，這些直覺也指導著個體在公共空間內的道德決策。因此，公共道德缺失也可以被理解為，當個體進行道德判斷時，其直覺情緒被不同程度地激活，這是個體無意識的產物。社會直覺理論模型采用認知科學的方法來探究公共道德缺失，指出個人的道德判斷不僅基于認知水平的發展，還與直覺情緒密切相關。個人的直覺情緒不僅是生物遺傳學上的產物，同時也受社會環境的影響，公共道德的缺失主要受社會發展的環境制約，因此社會中的個體只有提高自己的道德感，通過思維、價值、德性方面內化與外化的現實塑造，才能加強個體無意識直覺情緒的激活，從而更大程度地避免公共道德缺失現象的產生。

　　三公共道德建設的可行性路徑分析

　　基于道德認知發展理論和社會直覺理論的分析，個人道德感的提高和主體社會道德認同的養成是個體為避免公共道德缺失的內化舉措。此外，公共道德作為一種倫理規范，不僅需要公民個體的德性塑造，更需要社會外部環境給予的管理監督力量規制。在新時代用社會外部環境的管理和監督力量重構公共道德建設要充分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基于以上分析，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發展公共道德建設。

　　(一)明確公共道德價值標準

　　公共道德建設的前提是明確具體的道德價值標準。在當今價值多元的社會中，首要任務是建立統一的公共道德標準。比如，對于我國來說，具體的公共道德標準應歸向國家所提倡的道德建設任務，要依照《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內容對公共道德建設標準做出科學的理論概括。如沒有公共道德的具體標準，讓道德相對主義的力量無視道德標準的普遍性意義，從而造成道德觀念與道德選擇的差異，導致社會道德建設的混亂。驅使道德主體在進行行為選擇時為了實現政治經濟利益而找到看似合理的道德標準作為行為解釋的依據。這顯然違背道德標準的普遍意義。因此，構建公共道德具體標準的任務已然迫在眉睫[8]。這要求出臺詳細的公共道德行為標準條例與處分條例。

　　(二)建立科學的道德教育模式

　　公共道德缺失現象反映出了現階段道德教育的缺陷。而道德教育模式的建立要充分重視道德認知發展理論對于公共道德建設的啟示。通過對道德認知發展理論的分析，可以看出，確定行為主體所處的道德階段，進而針對不同道德發展水平而實施不同層次的教育對行為主體公共道德的養成是必要的，要依據道德認知分層的發展規律，構建不同的道德教育模式，從而促使公民形成共同的道德認同。首先，應當摒棄道德教育過程中不平等的說教，建立科學的道德教育模式，通過言傳身教的方式，教育者要把自己和被教育者擺在同等的地位，這樣可以最大程度地觸動受教育者，使受教育者產生同理心，從而促進其道德感的形成。其次，當前道德教育的模式比較單一，要注重受教育者的主體地位，并根據受教育者在年齡、學識、認知水平等方面的差異性特征，采取不同級別的公共道德教育模式，還要增設實踐互動類項目，通過親身經歷道德場景以及與社會的交互活動，使受教育者從被動的接受轉向主動地探索，更好地促進其對于公共道德認同的養成[9]。

　　(三)公共道德建設的技術途徑

　　在新時代加強公共道德建設，可以從制度、法律、技術等多種角度進行。然而，用技術手段構建公共道德將更為有效。通過加強科學技術在公共道德建設過程中的運用，發揮科學技術設備的管理和監督作用，是信息化社會公共道德建設的創舉。基于上文關于的社會直覺理論的分析可知，人們的公共道德判斷受直覺因素影響，而直覺的形成又受制于環境。因此，用科學技術營造利于個體形成與公共道德建設正向的直覺是公共道德建設的必要技術路徑。首先，重視顯示型技術設備的直觀反應。在社會公共空間內，要注重顯示型技術設備在展示公共道德具體標準、警示公共道德缺失行為個體的實踐動向中的效用。以電視、電子屏、多媒體幕布等顯示型設備為技術載體，通過文字、圖片、視頻等多種傳播形式展現公共道德建設的具體內容和規范要求，發揮顯示型技術設備在特定場所的管控與警示作用。通過外部氛圍的營造，使人們形成符合公共道德要求的認知與直覺。例如，在道路十字路口安裝電子屏顯示設備。將違反道路交通法規的公民頭像同步上傳到顯示屏上，加強個體的公共道德行為。其次，要發揮違禁型技術設備的行為方式導向作用。通過前期技術設備的創設，給公民個體提供無法違背公共道德的現實社會活動環境，讓個體被動展現出符合公共道德的行為。通過日復一日的被動型實踐活動，讓人們在意識層面將既定的違禁型技術設備下的實踐動向轉為社會生活本真的現實存在，這將有利于在環境的影響下促使個體形成正向的公共道德認知與直覺反應，從而潛移默化地塑造公民自身的公共道德行為。例如，在公交車站臺安裝類似高鐵站進站口的檢票設備裝置，讓公交車乘客在等待公交時形成被動型的合理公德行為。綜上，公共道德技術設備將對個體的思想與行為進行技術方面的引導與規制，而這一切策略的具體落實要依靠公共道德大型數據庫的建立以及政府部門大量資金和設備的投入。只有這樣，在全社會范圍內，較為系統的公共道德技術模式就會初步形成，公共道德建設會在公民個體和社會發展兩個層面上取得可觀的現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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