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一詞來自拉丁文，音譯為媒介，意為兩者之間。它是指信息在傳遞過程中，從信息源到受信者之間承載并傳遞信息的載體和工具。也可以把媒體看作為實現信息從信息源傳遞到受信者的一切技術手段。傳統媒體主要有報紙、雜志、廣播、電視，還包括戶外媒體如路牌燈箱的廣告位等。

　　【摘要】媒體以其影響力表達民眾呼聲，形成媒體輿論，并促使社會話題轉化為公共政策問題。制定一項政策必經由公共問題轉化為政策問題，再提升到政府議程，通過政府議程制定出合法化的公共政策這樣一個動態過程。在此過程中，媒體有著重要的影響：快捷性促進政策制定的高效化；多元性提高公共政策的合理化；開放性增進民眾對公共政策的認同感；交互性激發民眾參與公共決策的熱情。

　　【關鍵詞】社會學論文發表,媒體,公共政策制定,影響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逐漸衍生出新興媒體如IPTV、電子雜志等。本文所說的“媒體”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指信息的物理載體（即存儲和傳遞信息的實體），如書本、掛圖、磁盤、光盤、磁帶以及相關的播放設備等；另一層含義是指信息的表現形式（或者說傳播形式），如文字、聲音、圖像、動畫等。

　　媒體有著傳遞信息、協調管理、教育娛樂功能，同時還具有監測社會環境傳承文化的社會功能。媒體也肩負著其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媒體的社會責任，可以分為政治責任和道德責任。[1]

　　公共政策是政治控制或階級統治的工具，是公共管理的手段，服務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進步，是利益關系的調節器。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政策領域，公共政策會表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但是，他們也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階級性；價值相關性；合法性；權威性；強制性；多功能性。

　　從動態的角度來看，公共政策有一個生命過程，即政府過程，制定一項政策必經由公共問題轉化為政策問題，再提升到政府議程，通過政府議程制定出合法化的公共政策這樣一個過程。即政策制定階段為：公共問題的產生；政策問題的確認；政策議程的建立；政策規劃；政策合法化。

　　當下的中國，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加速，特別是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人們越來越多地依賴從傳媒獲得的信息。而傳媒向公眾發布的信息往往是經過加工、處理的。也就是說，傳媒掌握著刪改、剪輯、重組信息的權力，并從中加入些意見、建議，對廣大公眾起著傳播信息、引導輿論、交流思想、傳播知識等作用。所以，媒體對公共政策制定的影響力在逐步增強。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實施者應采取合理的措施，有效地利用媒體，使其對公共政策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

　　一、媒體的交互性激發民眾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熱情

　　一個社會公共問題只有在被提上政策議程的情況下，才能成為公共政策問題。一般而言，公民總是作為消極、被動的政策遵從者而存在。網絡信息的共享性，打破了政府壟斷決策信息的局面，有效消弭了公民之間、公民與決策主體之間在信息占有、支配和使用方面的差異，為私人主動提出公共政策問題提供了寬松的平臺，使公共決策主體走向大眾化。[2]2003年湖北打工青年孫志剛因無暫住證，在廣東被收容致死，消息在網絡上激起強烈討論，形成強大的取消暫住證管理制度的民意，引起政府高度重視，實施21年的5城市流浪人員乞討收容遣送辦法6隨之被廢除；2005年湖北佘祥林“殺妻”冤案曝光，再次掀起一波網絡輿論大潮，推動了死刑案件的審判程序改革，死刑核準權統一收歸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日本企業王子制紙在南通設立的造紙工廠為了方便含致癌物質的廢水流入大海，正在建設一條全長110公里的排水管道。2012年7月，當地群眾為阻止施工，在市政府門前抗議，場面一度失控，因此，南通市緊急宣布“永遠取消有關王子制紙排海工程項目”，事件得以平息。近些年來，我國因為環境污染問題，已經引發了諸多的群體性事件。如7月2日，因擔心四川省什邡市宏達鉬銅多金屬資源深加工綜合利用項目引發環境污染問題，陸續有市民到什邡市委、市政府門口聚集，并引發大規模群體事件，最后市政府叫停這一項目。此外，還有今年初的天津市民抗議PC項目，去年大連市民反對PX項目等。

　　就這些事件的處理結果來看，如什邡投資超過百億的鉬銅項目，以及啟東的排海工程的宣布停建；如PX項目在廈門遭到市民反對后另選廠址，都反映了政府順應民意的可貴姿態。這表明，地方政府要積極轉換思維，尊重民眾的環境訴求，向當地民眾和環保公益機構保持對話、透明，聆聽公眾的呼聲，才能以最小代價合理的化解這類矛盾。

　　二、媒體的多元性促進公共政策的制定兼顧各方利益平衡

　　2007年6月5日，《孩子被賣山西黑磚窯？400位父親泣血呼救》的帖子發在河南的大河論壇上，立刻引起強烈的反響，截至2007年6月12日，大河網上該帖點擊率超過31萬。6月7日，這篇帖子被轉帖到天涯雜談后，短短6天時間，該帖更是獲得了高達58萬的點擊率和3000多篇回帖。眾多論壇均以“緊急呼救”和“全國網友都在轉發”的標題將此帖置頂，迅速將此事傳播到全國。這次“網絡上訪”震撼了百姓的心靈，在網上和媒體上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聲討行動，引起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當時的總書記胡錦濤、總理溫家寶等同志都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依法嚴肅查處。

　　2005年3月21日，蘭州大學張正春教授到圓明園游玩時偶然發現湖底正在鋪設防滲膜，隨即于3月24日向《人民日報》記者打電話告急。經過《人民日報》的披露，其他媒體紛紛跟進，國家環保局于3月1日叫停圓明園湖底防滲工程，并要求立即補辦環境評價審批手續。至此一系列的事件開始浮現在公眾面前，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公布之后召開的第一個聽證會、環保總局首次點名批評不負責任的環評機構、首次公開敏感項目的環評報告等。在此事件中，媒體為政府依法公開行政與公眾理性參與相結合提供了一個官民良性互動的樣板。公眾能夠充分地參與公共事件，更加信任政府，提高了政府的威信，行政的效率和人民的滿意度也會大大提高，而且在圓明園事件中又體現了多方利益主體之間的復雜化關系及矛盾，即中央部門與地方政府各部門之間，環保、水利、文物、園林之間，代表不同利益和價值觀的公眾之間，以及政府與公眾的關系。原生態的民意是一盤散沙，眾說紛紜的，媒體輿論需要博采眾長，集思廣益，正確認識和發現民意，科學、理性地分析民意，為政府決策涉及的問題提供不同的觀點和解決方案，只有正視多元性的存在，才能避免偏聽偏信，從而提高政府決策的合理化。[3]

　　三、媒體的開放性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學性

　　公共政策制定者可通過媒體釋放“決策氣球”。所謂“決策氣球”，是指在某個公共問題已經形成并有一定的政策訴求后，有關部門在考慮相關政策制定與否、該如何制定時，盡可能廣泛地聽取輿情民意的一種試探性方法，具體做法是通過新聞媒體傳播有關信息，以激發利益取向不同的公眾參與討論，各抒己見，建言獻策。公共決策越接近最終政策接受者，政策的實施和執行效果就會越好。就目標尚未確定、存在價值沖突的公共決策而言，引進大眾參與有助于提升公共理性。[4]

　　釋放“決策氣球”的經典案例是原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借助網絡媒體試探關于延遲退休年齡的做法。2004年，原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透露，國家相關部門正在考慮延長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一石激起千層浪，在8日早上的7點59分，新華網發展論壇就有網友上首貼，截至到當天晚上的11點27分，已經有330條回復，絕大部分持否定態度。此后數天，全國網絡媒體進行全面跟蹤報道和開展公開討論，基本都是反對態度。在政策辯論已經非常充分的基礎上，原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鄭斯林正式表態說，“延長退休年齡并不是當前中國立即需要實行的政策”，同時他透露正在吉林、黑龍江開展試點。通過這次“網絡決策氣球”釋放，政府非常巧妙地收集網絡輿情與民意，穩妥地將決策匡正在符合民意的范圍之內。聚合各種民意資源，緩和社會公共危機。“3·14”拉薩事件發生之后，西方媒體公然違背新聞真實性原則，通過技術性處理，大肆歪曲報道事實，渲染和炒作，以此來誤導受眾，丑化中國國家形象。因而西方媒體這一丑惡行徑立即引起了海外華人的強烈不滿。就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名為“西藏真相——西方媒體污蔑中國全記錄”的網站也就新鮮出爐，網站點擊率達到幾百萬次，抗擊西方媒體不真實報道的留言就多達幾十萬條。海內外中華兒女對西方媒體的歪曲報道給予了很理性的反擊，他們發表各種正義的聲音以及尋找事實真相的材料來證實西方媒體的不真實歪曲報道，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危機，穩定了人心。

　　拓展公共領域，改變政治生態環境，互聯網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也深刻改變了政治生態環境，為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渠道。無論是2008年6月20日原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強國論壇與網友的在線聊天，還是溫家寶同志在記者新聞發布會上坦陳自己經常上網了解民意；無論是各省市主要領導通過網絡了解社情民意，或通過博客與公眾交流，還是通過網絡進行干部評議和政績評估等等，從這些信息中映射出：高層領導人已經越來越重視網絡民意，而這種重視也將會更加激發公眾參政議政熱情，因此我國的政治生態環境的改變是無疑的。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我國社會存在著公民與政府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不平等現象，一方面政府具有了偏離公共利益濫用職權的機會，另一方面也使公眾無法有效地維護自己的權益和監督政府的行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政務公開首先在基層推進。政務公開是信息公開的一部分，也是信息公開的核心部分。2003年春夏之交的“非典”疫情，信息的封鎖造成的惡果使政府重視到了信息公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加快了中央和地方各部門建立和完善新聞發言人制度。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正式實施。這是關于我國行政機關信息公開的一個系統的行政法規，它的實踐，對于我國民主政治建設有劃時代的意義。

　　“5·12”汶川大地震后，與以往不同的是由于權威信息的及時發布、主流媒體的迅速介入，各種關于災區的消息，以“原生態”的方式出現在受眾面前，每一個人都能感到救災的點點滴滴，大家不再懷疑和恐慌。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年近70的溫家寶同志在第一時間趕往災區，讓人倍感溫暖和力量。由于信息的公開，公眾對于災難的持續關注，以及被激發出來的強大的民間慈善資源，形成了政府與公眾之間的良好互動，方能眾志成城，共抗災難。

　　科學、民主、合理的公共政策需要公民的有效參與。公民的有效參與的重要前提就是公民的知情權和表達權的實現。媒體為民眾提供了一個能夠表達情緒、發表觀點的重要平臺。媒體輿論的開放性，使得民眾的參政意識逐漸增強，表達利益訴求、維護自身權益的需求越來越強烈，使得政府能夠平衡不同利益群體的各種訴求，在擴大政策宣傳的同時不斷修正政策中存在的問題，從而贏得人民群眾的支持與認同，實現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促進了決策民主，增強了政策的公信力，使公共政策得到公眾的認可。[5]

　　四、媒體的便捷性促進公共政策制定的高效化

　　公共政策制定可以簡單包括政策問題的界定和政策目標的確定。當某一社會問題引起廣泛關注，急需要解決時，便可被納入政策議程，在這一過程中，如何發掘有價值的社會問題是重點，所以通常需要媒體和民眾的大力支持，而政策目標是政策制定者期望通過政策實施所要達到的解決問題的社會效果或所要避免的消極社會影響。政策目標可以確立政策制定的方向，可以為備選方案的設計和篩選提供依據，可以為政策執行和政策評估提供基本依據。政策目標的有效性取決于兩個主要環節：一是政策目標的設計正確，這是決策者的主要職責；二是不同的參與者對政策目標的認同。[6]

　　2011正寧縣榆林子鎮小博士民辦幼兒園校車搭載幼兒及教師63人（車輛限載9人），在榆林子鎮西街道班門前，與向西行駛的貨車迎面相撞，造成交通事故，當場死亡5人（校車司機1人、幼兒4人）。2011年11月27日，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同志在第五次全國婦女兒童工作會議上要求，“法制辦要在一個月內制定出《校車安全條例》”。同年12月11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布《校車安全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向全社會征求民意。2012年1月13日，《專用校車安全技術條件》、《專用校車座椅系統及其車輛固定件的強度》兩項國家強制性標準通過審查。同年3月5日，“加強校車安全管理確保孩子們的人身安全”的校車安全問題首次寫進政府工作報告。4月5日，《校車安全管理條例》由國務院公布并實行。《條例》對校車的管理責任主體、校車使用地區、制定和修訂校車安全國家標準的部門、校車駕駛人資格、校車通行安全、校車乘車安全、相關責任等進行了規定。4月10日，國務院正式發布《校車安全管理條例》。根據條例，高中學生上下學不納入校車服務范圍，幼兒入園也以保障幼兒就近入園和由家長接送為原則。5月1日，國家標準委發布《專用校車安全國家標準》。此《標準》被業界稱為新校車國標，由兩項強制性國標《專用校車安全技術條件》和《專用校車學生座椅系統及其車輛固定件的強度》組成。這兩項國標明確了校車及座椅系統的各項技術指標和試驗方法，更加注重車輛安全性能、車輛配置的人性化、車輛安全管理的可操作性。同時規定幼兒校車的最大乘員數不超過45人，小學生校車和中小學生校車的最大乘員數應不超過56人。5月2日，《專用校車生產企業及產品準入管理規則（征求意見稿）》對外公布。

　　上述事實證明，媒體能讓民眾把社會生活存在的問題反映出來，要求政府具備有更快捷的反應能力和更高效的行政效率，及時制定政策并采取措施，對民眾所關心的社會問題予以反饋。新興媒體如互聯網更具敏捷、快速的特點，對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網絡熱點的出現說明民眾對一些社會問題高度關注，這些社會問題或是影響公眾生活的熱點問題，或是一些網絡上熱議的突發事件，往往能改變政府的“議程設置”，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研究的方向，促成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完善。

　　參考文獻：

　　[1]李戈.媒體輿論對政府公共政策的影響[J].南方論刊，2007（7）.

　　[2]塔爾德.傳播與社會影響[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3]劉祖華，周湘智.網絡民意在公共決策中的雙面解讀[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07（6）.

　　[4]陳華棟，蔣穎.關于“網絡民意”的一些思考與對策[J].求實，2009（10）.

　　[5]王金水.公民網絡政治參與與政治穩定[J].中國行政管理，2011（5）.

　　[6]王金水.媒體輿論與政府決策的內在邏輯[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