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導讀：紐倫堡法庭(IMT)，又稱為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或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為懲治戰犯成立的國際刑事法庭。這次審判由于審判地點設在德國紐倫堡，故又稱“紐倫堡審判”。國際社會在1945年以前曾有對戰爭罪行負有責任的國家領導人進行起訴和審判的愿望，但從來沒有實現過。紐倫堡法庭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將國際法付諸實踐，是國際刑事審判實踐的開端。它創制了國際刑事訴訟的基本框架和規則，為以后創設國際刑事法庭樹立了先例，對國際刑事訴訟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紐倫堡審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社會的大事，也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創舉”，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和實踐意義。本文選自《法律科學雜志》。《法律科學雜志》創刊于1983年，是西北政法學院主辦的、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學術性刊物。本刊為雙月刊，主編：韓松。國內統一刊號：CN61-1470/D，國際刊號：ISSN1671-6914。《法律科學雜志》以探索新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現代化理論為宗旨，努力反映法學研究的新成果。主要發表法學學術理論文章，注重學術性、專業性、知識性。

　　關鍵詞：國際刑事訴訟模式,國際刑事訴訟原則,國際刑事訴訟規則,法律科學雜志

　　一、紐倫堡法庭對國際刑事訴訟模式的創制

　　對國際刑法的實踐并不能簡單地從國內移植。原因是在國家內部運行的相對成熟的訴訟模式，其程序和證據規則是其特定的國家法律制度和司法實踐的產物。它和國家法律的整體運轉息息相關，甚至依賴于國家的歷史文化和傳統。紐倫堡法庭是在沒有任何條約、先例或者慣例的情況下，借鑒了英美法系的訴訟規則建立的。法庭在審判程序的運用上綜合了普通法系的對抗式訴訟、大陸法系的糾問式訴訟以及前蘇聯特色的“社會主義審判體系”的特征，成為一種綜合審判模式。所以，從國際刑法意義而言，紐倫堡法庭的建立創建了國際刑法的“直接執行模式”。法庭開創的綜合審判模式也為后來的國際刑事法庭所借鑒和發展，最終形成當代刑事訴訟的新型模式。

　　在總結國際刑事審判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國際社會開始努力將創建國際刑事法院的設想付諸實施。1948年召開的聯合國大會要求國際法委員會研究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價值和可行性。根據該委員會的報告，聯合國大會決定建立專門委員會，開始啟動研究并籌備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具體事宜。盡管由于政治的原因，國際刑事法院的建立推遲了幾十年，但紐倫堡法庭的審判模式還是為國際社會解決嚴重國際罪行提供了借鑒，即設立臨時的國際刑事法庭以解決國際上的嚴重侵犯和踐踏人權的犯罪行為。聯合國于1993年和1994年分別成立的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和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就是分別針對發生在前南斯拉夫的反人道罪行和盧旺達的種族屠殺罪行而臨時設立的。這些都是繼紐倫堡、東京審判以后，國際社會采取直接執行模式審理國際犯罪的有益嘗試，其基本原則和精神，與紐倫堡、東京審判一脈相承。

　　從當前國際刑事法庭的實踐經驗來看，對抗式在事實上占據了主導地位。普通法的正當程序理念指導法官們更靈活地運用他們的自由裁量權，天然地扮演了創制規則的角色，盡管在理論上所適用的法律，一定要是已經成為國際習慣法部分的法律，但法庭在其實踐中對許多具體問題的意見和裁決的解釋，客觀上也起到了“司法造法”的作用。“結果，這種模式在前南斯拉夫國際法庭和盧旺達國際法庭的法律和實踐中以及在國際刑事法院的規約中不可避免地占據了統治地位”。

　　二、紐倫堡法庭創制了國際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

　　紐倫堡審判是人類歷史上進行的具有創制國際刑事訴訟意義的審判。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結束之后，聯合國大會指示國際法委員會將該國際軍事法庭的原則予以編纂，并于1946年12月11日通過決議，一致肯定并通過了“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及該法庭判決書中所包括的國際法原則”，這就是國際法上的“紐倫堡七原則”。紐倫堡原則在隨后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和《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1966年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等諸多世界性的人權宣言和公約中都得到了體現，并為后來的前南法庭、盧旺達法庭所繼承并發展，并被延續到創制國際刑事法院的規約中。紐倫堡法庭從實體和程序兩方面創立了具有奠基意義的國際刑事審判原則。

　　(一)罪刑法定原則

　　《紐倫堡憲章》明確規定了法庭的管轄罪行和刑罰適用，這表明國際刑事審判體系已經著手確認罪刑法定原則的適用性。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11條第2款規定:“任何人的任何行為或不作為，在其發生時依國家法或國際法均不構成刑事犯罪者，不得被判為犯有刑事罪。刑罰不得重于犯罪時適用的法律規定。”其后，1950年的《歐洲人權公約》第7條、1966年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都相繼明確規定了該原則。在紐倫堡之后的東京審判、前南法庭以及盧旺達法庭的審判規則中，也都是以明確規定管轄罪行的方式踐行了這一原則。至《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罪刑法定原則開始正規引入國際刑事審判領域。

　　(二)公正審判原則

　　被告人獲得公正審判已被當今世界作為一項基本國際司法準則，該原則包含一系列的保障措施［1］(P518)，如:適用法定程序、司法獨立、獲得迅速審判、獲得指控通知、控辯平等、獲得律師幫助以及親自出庭接受審判等。《紐倫堡憲章》第16條、第24條和《程序規則》第2條分別對被告人獲得通知權利、適用法定程序權利以及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等作了明確規定，并在相關的法律文書中也得到體現。紐倫堡法庭在審判德國最高統帥部案件的判決書中稱:“國家在行使主權時，有權在它認為適當的時候設立一個法庭并賦予它管轄權以審判違反刑法者。國家對該犯法者承擔的唯一義務是對其進行公平的審判，并且為自己辯護。同樣，如果賦予一名被指控違反國際法的被告通用的權利和特權，那么，他就沒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紐倫堡審判所要求的公正都通過《國際刑事法院規約》體現了出來，并相應地有所發展［3］。

　　三、紐倫堡法庭對國際刑事訴訟規則的創制

　　紐倫堡審判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國際刑事審判實踐，其創制的訴訟程序和證據規則，為以后的國際刑事法庭起到了先例作用。其后的遠東國際刑事法庭、前南法庭和盧旺達法庭、國際刑事法院不僅繼承了這些規則，還在此基礎上不斷發展和完善，最終形成當代較為成熟的國際刑事訴訟規則體系。

　　(一)關于管轄

　　《紐倫堡憲章》第6條確定了反和平罪、戰爭罪和反人道罪的管轄。這種普遍管轄原則為1946年12月11日聯合國大會決議所確認，并反映在1949年關于懲治戰爭犯罪的“日內瓦四公約”中。“普遍管轄權原則”，標志著國際刑事訴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根據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精神，聯合國大會于1973年通過了《關于偵查、逮捕、引渡和懲治戰爭罪犯和危害人類罪犯的國際合作原則》，規定“凡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無論發生于何時何地，應該加以調查;對有證據證明犯此等罪行的人，應該加以追尋、逮捕、審判，如經判定有罪，應加以懲治”。同時，還規定各國在制止和防止戰爭罪、危害人類罪方面，應加強合作，在引渡和提供有關資料等方面提供協助。普遍管轄原則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普遍接受的國際刑事法治原則。

　　(二)關于檢察官的調查起訴

　　《紐倫堡憲章》規定，每一簽字國任命一名調查戰爭罪行和對首要戰犯起訴的總檢察官，四名總檢察官組成一個委員會，負責決定何人應被視為首要戰犯并應提出起訴。各總檢察官有權就調查和起訴采取必要的行動。紐倫堡法庭為追訴歐洲軸心國戰犯的責任，專門成立了偵查起訴委員會。偵查和起訴工作由法庭所建立的偵查起訴委員會來進行，因該委員會是在法庭下設的，所以實際上和法庭是一體的，這和其基本訴訟規則完全不同。委員會的職權是負責調查歐洲軸心國的犯罪，收集被起訴被告人所犯罪行的證據，還有權訊問一切必要的證人和被告人，這一點類似大陸法系的做法。偵查起訴委員會的職責劃分和法庭的部分職責是重疊的，如可以訊問被告，這種訴訟體制適應了國際刑事犯罪追訴的需要，有利于統一協調犯罪的收集、調查與起訴活動。所以原則上紐倫堡法庭的檢察官權力很大。檢察官對案件擁有的自由裁量權，使檢察官職能大為擴展，從而對國際刑事訴訟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現行國際刑事法院選擇“檢警一體化”模式(即大陸法系模式)，就是比較借鑒世界各國法律文化和國際刑事審判實踐經驗的總結。

　　(三)關于被告人權利保障

　　《紐倫堡憲章》第16條明確了對被告人權利保障的一系列規定。具體包括:辯護權、沉默權、獲得通知權、獲得翻譯人員幫助的權利、質證權、獲得迅速審判的權利。以上權利在后來的特別國際刑事法庭、國際刑事法院都得到確認并予以進一步完善和形成體系。需要提出的是，在紐倫堡法庭和遠東國際刑事法庭設立之前，被告人保持沉默的權利基本得到了承認，但是，適用并不是特別嚴格［4］。前南法庭、盧旺達法庭和國際刑事法院(參見《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規約》第21條第4款g項、《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規約》第20條第4款7項)都嚴格禁止因被告人的沉默而進行不利于被告的推定。羅馬規約還將這些權利擴及任何在審前接受調查與訊問的人，并且進一步具體規定這些人不應當受到任何形式的強迫、監禁、威脅、酷刑以及恣意地逮捕和拘留。國際刑事法院的法庭規則還將相關權利延伸至被告人的家庭成員。另外，對被告人委托律師辯護，法庭要求任何被告可以指定律師為其辯護，但被告指定的律師須經紐倫堡法庭同意，且只允許聘請1名(遠東軍事法庭被告人聘請的是律師團)。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紐倫堡法庭在訴求利益上為了追求訴訟效率，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被告人的權利，這使得程序就較為簡易。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雖然《紐倫堡憲章》第12條規定了可以對被告人缺席判決，但事實上，被告人出席法庭審判的“這一權利在紐倫堡法庭的判決上部分地得到了確認”［1］(P518)。

　　(四)關于法庭的組織形態

　　從理論上說，法官的資格和產生方式決定了國際刑事法庭是否真正具有公正性與獨立性，因為司法的公正主要通過法官來具體體現，法官的公正性關系到整個司法體系的權威與信譽。按照《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紐倫堡法庭的審判由四名法官和四名法官助理組成，每個法官有一位助理，如果法官生病，則由法官助理代替法官行使職責，所以開庭時要求必須所有法官出庭，不得缺席審判。法庭庭長由公推選舉1人擔任，但公推不是說法庭所有運作都由庭長一以貫之，四個人都可以輪選。若在這四個國家的某一國領土上審判，則由該國法官任庭長。對于所有定罪、科刑決定必須以多數票(三人)決定。上述規定至少在形式上保證了法庭的公正。但是不足之處在于，未對法官的資格和產生方式作出具體規定，法官的任命主要是由四個國家自行決定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紐倫堡審判的公正性和獨立性一直受到質疑。在借鑒紐倫堡法庭的教訓的基礎上，后來不管是聯合國特設國際刑事法庭還是國際刑事法院，為了保證司法公正，都明確、具體地規定了法官的資格和選舉程序。

　　(五)關于判決和刑罰的執行

　　根據《紐倫堡憲章》第28、29條規定，紐倫堡法庭對判決的刑罰是交由德國管制委員會執行的。紐倫堡法庭對判決所確立的執行方式可以說非常具有開創性。法庭并沒自身的執行機構，必須依靠締約國的司法機關來完成對判決的執行。因此，國際刑事訴訟的執行程序較為復雜，不僅涉及監禁場所、羈押條件、減刑與赦免以及執行刑罰中的監督等很多方面，還涉及與各個國家的合作與協助問題。紐倫堡法庭自身沒有執行機構，最終依靠軍事機構實現了對判罪刑罰的執行。這一做法為后來的特設國際刑事法庭和國際刑事法院所借鑒。前南規約中規定，法庭將從向安全理事會表示愿意接受已定罪者的國家名單中指定的國家服刑。盧旺達規約中作了相同的規定。這種刑罰的執行應符合有關國家的法律，并且需要接受國際刑事法庭的監督。與前南法庭和盧旺達法庭相一致，羅馬規約作了相同的規定。國際刑事法院應當從向法院表示愿意接受被判刑人的國家名單中指定一個國家，在該國執行徒刑。一國宣布愿意接受被判刑人時，可以對這種接受附加本法院同意并符合規約規定的條件。如果沒有指定任何國家，法庭可以在東道國荷蘭提供的監獄設施執行徒刑。

　　(六)關于證據規則

　　最初的紐倫堡法庭和遠東軍事法庭在《憲章》中關于證據的規則是少之又少，幾乎沒有證據方面的限制規定或規則標準。相反，證據規則是從法院的判決結果中體現出來的。盡管普通法對法官們產生很大的影響，但是實踐做法還是與羅馬—日耳曼體系很近，法官們可以根據相關情況靈活判定證據是否適當并加以衡量。《紐倫堡憲章》第19條規定“法庭不受技術方面證據規則之約束”，普通法的規則禁止用不正當手段或方法來獲取證據，包括法國法律制度的羅馬—日耳曼體系中非法證據排除的內容都沒能在法庭審判中得以適用。事實是給法庭的法官授予了準立法權，后來，《遠東軍事法庭憲章》第13條明確規定，法庭可以“盡最大可能采取并適用便捷而不拘泥于技術性的程序，并且可以采用本法庭認為有作證價值的任何證據”。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和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通過對《程序與證據規則》第89條的解讀和適用揭示了在解決爭議上延續了之前法庭的方法，也就是審判庭可以采納任何它認為有檢驗價值的證據。國際刑事法院證據規則的形成，完全得益于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和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的經驗。《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第64條第9款、第69條第4款及《證據規則》第63、64、72條中同樣給法官提供了特權，即可以對證據的相關性和可采性作出規定，法官可以不受嚴格的證據規則的限制，自由評估所提交的證據。所以，從證據規則看，國際刑事訴訟中這種自由采納證據的慣例更像羅馬———日耳曼法系的模式。

　　另外，《紐倫堡憲章》第21條明確規定了司法認知的證據規則以保證迅速審判的實現，即對“一般公知之事項，不應要求舉證，而應予以認定”。該項證據規則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第13條、《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第69條第6款也再次予以明確:“本法院不應當對人所共知的事實提出證明，但可以對這些事實作出司法認知。”值得關注的是，紐倫堡法庭在審判中大量運用了書面證據。這一方面是因為德國權力機構詳細記錄了他們的活動，為案件保留了可利用的書面證據;另一方面，在當時的庭審過程中，被告人經常拒絕使用對質權和反詰權，為了使案件的不致延遲審理，法官們只能運用書面證據維持審判的進行。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和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采用書面證據的規則與采用其他證據的規則相同，適用一般的證據可采性規則。然而國際刑事法院則對書面證據的可采性規則并沒有作出相應規定。

　　從以上程序和證據規則可以看出，紐倫堡審判作為國際刑事訴訟的雛形，難免簡陋和粗糙，缺失了很多現代刑事訴訟應當具備的環節和要素，如對被害人和證人權利的保護、法官的回避權、被告人的上訴權……因而遭人詬病。但是，“審判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怎樣忠實地解釋過去，它的價值在于如何認真地警戒未來”［5］。審判的真正意義還在于它們使侵略、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成為可依據國際法審判的罪行，而且該國際法的規定平等地適用于所有國家和所有人。審判留下的經驗和教訓也使國際社會認識到那些不再適應社會發展的法律觀念和法律原則必須加以改變，以適應不斷發展的國際法治化要求［6］。作為成功的范例，紐倫堡審判為國際刑事審判提供了藍本、奠定了基礎，更揭開了國際刑事訴訟的序幕，推動國際刑事訴訟走向體系化、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