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導讀：依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提起訴訟的原告必須是與案件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而在環境侵權民事訴訟中，私益性原告即是與環境侵權案件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其人身權、財產權因遭受侵害的環境而受到損害或損害的威脅。然而，“由于人類共同生活的特點和因果關系的普遍性，現實生活中的損害是非常廣泛和復雜的，而侵權責任對損害的救濟僅僅是經過法律評價等多重過濾后的有限救濟。”加之自然環境的整體性、公共性、系統性、地理聯系性和開發利用的非排他性等特征，須對環境侵權民事訴訟的私益性原告資格標準和條件予以明確，方能減少因原告不適格而給法院和當事人造成的訟累。

　　關鍵詞：環境侵權的利益性,環境侵權的公益性

　　環境侵權救濟中的私益性

　　原告環境侵權結果（私益性損害與公益性損害）的發生需要借助空氣、水、土壤、生物等環境要素這種公共媒介方能完成，根據受損利益的性質將其作類型化區分，有助于實現相關權益的救濟。然而，即便如此，環境侵害與私益性權利受損之間的因果關系依然撲朔迷離，因為環境侵害具有間接性、廣泛性、累積性、復雜性等特征，這導致私益性原告在提起民事訴訟時比一般侵權案件要困難得多，其中原告資格的確定成為首當其沖的問題。一般而言，“作為侵權行為法上的損害后果，必須是法律上具有救濟的必要和可能性，損害后果要有客觀真實性和確定性。”而環境侵權對他人財產權、人身權的侵犯往往是諸多因素的復合結果，有時甚至僅僅是一種可能造成侵害的危險狀態，由此，私益性原告資格的確認成為其能否啟動環境侵權民事訴訟的關鍵。所謂環境侵權民事訴訟的私益性原告，也即私益性受害人，是指因侵權行為人對環境的侵害行為致使人身權、財產權遭受損害或受到損害威脅的具體自然人或其聯合，卻不包括法人或非法人單位實體。這是因為依據我國《環境保護法》的規定，環境是指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作為生態因子的自然人或其聯合生存于環境之中，通過一系列生態規律與自然環境交互作用，環境侵害與其權利損害之間的法律關系也正是因此才得以形成。而法人或非法人單位實體僅僅是法律擬制人，并非真正意義上的生態因子與外界自然環境發生關系，因此也就不存在法律意義上的環境侵權關系。也正是因此，有學者撰文指出，“環境行為所引起的環境影響，包括環境污染和環境或生態破壞，它們本身都不是環境侵權。所謂環境侵權侵犯的對象是穿透環境媒介而存在的人的利益，而不是媒介本身”。依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提起訴訟的原告必須是與案件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而在環境侵權民事訴訟中，私益性原告即是與環境侵權案件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其人身權、財產權因遭受侵害的環境而受到損害或損害的威脅。然而，“由于人類共同生活的特點和因果關系的普遍性，現實生活中的損害是非常廣泛和復雜的，而侵權責任對損害的救濟僅僅是經過法律評價等多重過濾后的有限救濟。”加之自然環境的整體性、公共性、系統性、地理聯系性和開發利用的非排他性等特征，須對環境侵權民事訴訟的私益性原告資格標準和條件予以明確，方能減少因原告不適格而給法院和當事人造成的訟累。“從理論上來說，私法以個人的意思自治與私權為出發點，其任務是規范法律行為的實施，調整私人之間潛在的或者是現實的利益沖突。”由于環境侵害的廣泛性和復雜性，作為自然人的私益性受害人所遭受的損害或威脅往往發生在環境損害結果形成之后，為避免民事權益訴訟救濟的混淆，我們專門將民事訴訟的原告資格做了公私性劃分，以實現對公、私民事權益的充分救濟。鑒于私益性原告因受損環境而遭受權利損失的共通性，為強化法院審判的權威性，避免“同案不同判”現象的頻現，其提起環境侵權民事訴訟的方式可以是自然人個人提起或其聯合提起，而法院對之可作為同類案件單獨審理或合并審理。與此同時，由于環境問題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以及環境侵權實體法與程序法研究的不足、規定的缺陷，導致民事訴訟未必能夠實現損害補償救濟的目的。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侵權責任法是民事權益救濟法。特定的民事權利或利益受到侵害產生的損害，通過侵權責任法的損害賠償機制得到救濟。但對民事權益的救濟不應沒有限度，‘有損害即有救濟’并非嚴格的法理論斷。”因此，私益性原告環境侵權民事訴訟救濟目的的充分實現，有賴于理論界和實務界對環境侵權的深入推動。

　　環境侵權救濟中的公益性原告

　　對公眾環境權益造成的損害（或稱生態損害）是環境侵權區別于一般侵權的典型特征，該類公益損害救濟的實現是私益性原告主體所無法完成的，原因在于其受到自身利益的局限。“對于生態損害所具有的利益主體的不確定性和整體性特點以及生態損害訴訟費用巨大性、舉證復雜性、知識專業性等特征，則完全可以通過設置單獨的訴訟制度予以解決。”與之相適應，作為民事訴訟的原告理應由具有公益代表資格的組織或團體充當，以追究侵害行為人的民事責任。這是因為環境作為人類生存發展的公共資源是不可分的，而“人類在環境上享有的權利也具有不可分性，它是人類作為一個共同體享有的權利。”根據我國既有的環境法律實踐，公益性原告資格在立法上是缺失的，這是因為“私法手段在保護環境中的作用是有限度的，須是個人權利受到侵害或有受侵害之虞，受害人提出排除、防止或賠償的請求，才能通過民事責任機制排除侵害、補償受害人損失、制裁違法。如果將損害賠償的范圍擴張至生態價值損害或公民環境權益損害，一方面由于高度不確定性和涉及復雜利益衡量而難以操作，另一方面可能超出民事責任、私法手段所承載的功能，把民法改造得面目全非。”而面臨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環保司法實踐中卻呈現公益性原告主體多元化的趨勢，曾提起環境民事訴訟并被法院立案的原告情形包括自然人個人或其聯合、環保行政機關、檢察機關三類主體。這值得引起我們在法學理論上的深思，在維護環境公共利益的民事訴訟案件中，究竟誰才是適格原告？其出任原告資格的理由為何？如何確定適格原告的資格？確保適格原告進行順利訴訟的保障措施有哪些？凡此種種，均須明確其具體出任標準和選定程序。當然，該公益性原告資格的確定應當依據國家、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實際水平來確定，也即現實條件允許、社會公益必需、法律技術可行，否則，非但無法救濟受損環境公益，而且會造成社會資源和司法資源的浪費。“環境侵權責任規則的設置，從其本質上來看，應當是民法對當代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現狀的一種立法反應，其初衷就是要保障公民的環境權益，以便在民事責任領域彌補環境侵權受害者規避風險能力的不足，同時賦予受害者司法救濟途徑的方式來實現該項權益。”在我國環境侵權民事救濟案件中，自然人個人或其聯合不宜出任公益性原告，其具體原因包括：程序性法律規范的缺失；訴訟主體的私益偏好；訟爭糾紛中公益與私益的難以混同；訴訟目的和訴訟請求側重點的差異；訴訟過程運作機理路徑的相逆；中國當前民眾權利意識淡化和法制基礎薄弱的國情等等。因此，環境侵權案件中的公益性原告應當超越自身利益的局限性，站在環境公益的角度尋求法院的司法救濟，其代表資格取決于其活動宗旨、行為方式和行為目的。具體而言，公益性原告的可能情形有以下幾種：其一是環保團體組織。其出任公益性原告所代表的既不是團體本身的利益，也不是團體成員的利益，而是其組織章程所確定的環境公共利益；其二是環保行政機關。其之所以提起環境民事訴訟，目的不在于履行其行政管理職能，而在于通過民事法律責任追究實現對社會公眾環境利益的救濟；其三是檢察機關。其實質上所代表的并非國家環境利益，而是社會公眾環境利益。若非如此，上述主體仍屬于私益性原告而并非公益性原告。當前述三類潛在公益性原告在同一個環境侵權案件中發生積極沖突或消極沖突時，為避免法院重復審理或環境公益無人訴訟救濟尷尬局面的出現，有必要通過法律規范將多元的公益性原告予以順位，以實現環境侵權民事救濟公益性原告的秩序化。正如20世紀初，羅科斯?龐德所指出的，“當今法律制度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在實體法上，而是存在于程序法領域，因而應花大力氣進行訴訟程序上的改革，以便更好地實現權利”。就具體程序而言：⑴公益性環保團體組織出任原告時，必須經過訴訟前置程序，即有意擔當民事訴訟原告的團體應當向被告所在地檢察機關（以環境侵權案件的影響程度確定由哪一級別的檢察機關負責）提出申請，然后由檢察機關向社會發出公告，催促其他有起訴意向的公益性環保社團進行申報。如果出現多個團體爭相出任原告的情形，檢察機關還應組織聽證程序，以便最終確定適格的公益性原告，并在一定期限內向社會公示。⑵環保行政機關出任公益性原告須以民事公益代表（公益性環保團體）的缺位為前提，應當在其管轄范圍內自行決定向社會公示。此舉意在除向社會表明其意圖外，還可以促使相關的公益性環保團體組織積極介入。當有關公益環保團體向行政機關提出異議時，環保行政機關應當撤銷公示，終結其出任公益性訴訟原告的認定程序，進而改由公益性環保團體啟動訴訟前置程序。檢察機關出任公益性原告同樣是以民事公益代表（公益性環保團體或環保行政機關）的缺位為前提的。與環保行政機關公示程序相似，檢察機關出任公益性原告，最終也應在其職權范圍內自行決定向社會公示。但與環保行政機關公示相區別，此種公示須有一個前提條件，即：檢察機關向公益性環保團體組織或有關環保行政機關發出檢察建議，而收到檢察建議的主體均應明確表示不出任公益性原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