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工作自2012年實現全國聯網以來，查詢的量在猛增，而被處置的比例卻不斷下降，有的檢察院預防部門甚至從未通過查詢發現行賄犯罪記錄，這是當前規避查詢問題和造假現象增多所導致的。如果該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勢必影響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制度作用的充分發揮，使之淪為“走過場”的程序。故本文著重圍繞“關于規避查詢的問題”進行專題研究，力爭切實解決問題、突破瓶頸，促進查詢工作健康有序發展，以服務于全社會誠信體系的建設和實現。

　　關鍵詞：中國論文發表網,行賄犯罪,查詢,規避

　　行賄犯罪檔案查詢是檢察機關職務犯罪預防部門的主要業務之一，對預防職務犯罪乃至其他類型的商業賄賂犯罪來說，具有很強的外圍防御功能。據統計2006年1月至2009年5月3年間全國共受理查詢57311次，涉及被查詢單位60505家，個人48741次，其中有254家單位和224名個人分別受到相關部門的處置;2012年全國聯網后僅該上半年受理查詢就達34萬余次，涉及單位48萬余家，個人49萬余人，而查詢到有行賄犯罪記錄的僅152家單位和318名個人并被作了處置。由此可見，查詢的量在猛增，而被處置的比例卻在下降，有的檢察院預防部門甚至從未通過查詢發現行賄記錄。筆者認為這與當前規避查詢問題增多、造假現象泛濫有密切關系。如何有效避免“規避查詢問題”的發生呢，筆者結合多年的工作經驗。

　　一、規避查詢的含義及種類

　　所謂“規避”查詢，是指有行賄犯罪記錄的單位或個人通過隱瞞手段，騙得檢察機關出具無行賄犯罪記錄告知函，或偽造、變造無行賄犯罪記錄的查詢結果告知函，從而得以繼續進行政府或其他相關單位組織的工程招投標活動的行為。一般有以下幾種規避類型：

　　(一)有行賄犯罪記錄的單位或個人通過變更公司名稱、新設立公司或變更法定代表人規避查詢

　　1.變更公司名稱或變更企業法定代表人，即企業到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單純就企業的名稱或法定代表人進行工商登記變更，這種做法利用的是工商登記變更后檢察機關無法及時獲取該變更信息的漏洞。變更登記后再進行相關行賄犯罪檔案查詢時，所得到的告知函自然無法顯示出原有的犯罪記錄。如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人民檢察院在行賄犯罪檔案查詢中發現，某私營建設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總經理曹某某，因犯行賄罪于2011年6月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緩刑1年6個月執行，后該公司變更倪某為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總經理，而倪某在該公司沒有任何股份，曹某某仍以控股股東身份實際掌控該公司。該公司在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3月間申請了9次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均無行賄犯罪記錄。

　　2.設立新公司即企業經營者認為存在行賄犯罪記錄而導致自己經營成本上升時，而直接將原企業注銷再設立新的公司。對于一般的小規模公司而言，根據我國公司法和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的相關規定重新注冊公司是很方便的，而經過這樣的操作后，企業原有的污點就成為過去，不再受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的影響。例如2012年，高密市人民檢察院辦理的某林場黨委書記賀某受賄案中，行賄犯罪人王某原系園林個體，案發后其重新注冊公司以規避查詢，導致該公司在2013年以來的多次查詢中均無行賄犯罪記錄。

　　(二)借用有資質的主體(掛靠單位或個人)通過借用其他身份、變更項目經理等行為來規避查詢

　　這種規避行為通常發生在工程建設領域：重大工程涉及民生安全、百年大計，故國家對工程施工企業實行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和資質備案審查制度。但是由于我國建筑市場競爭激烈、管理混亂、良莠不齊，導致借用資質即掛靠現象時有發生。而行賄犯罪記錄的單位和個人在進行招投標時就借用其他有資質且無行賄犯罪記錄的單位進行競標，由于查詢申請函中只顯示被借用企業的信息，而查詢到的企業及法定代表人亦均是其所借用資質公司名稱及法定代表人，如此，借用方的行賄犯罪記錄將在查詢申請中完全隱去。

　　所謂變更項目經理則更為簡單，因掛靠人員多以項目經理的身份出現在投標文件中，如果其本人存在行賄犯罪記錄，其只要輕易更換其他人員擔任所謂的“項目經理”就可以規避查詢。

　　(三)偽造或變造檢察機關行賄犯罪檔案結果告知函

　　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結果告知函是檢察機關依職權制作的、用以證明被查詢對象是否存在行賄犯罪或行賄行為的專門證明文件，加蓋“××人民檢察院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專用章”后生效。個別有行賄犯罪記錄的單位和個人為規避查詢，對以前檢察機關出具的查詢結果告知函的編號、查詢時間、被查詢人等內容進行偽造、變造后，直接參加招投標活動，從而規避新的查詢。據不完全統計，自2006年檢察機關開展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工作以來，云南省嵩明縣檢察院、陜西省榆林市檢察院、深圳市福田區檢察院和柳州市檢察院先后分別發現2起、14起、1起、1起偽造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告知函的行為。

　　二、規避查詢得以實現的原因分析

　　《最高人民檢察院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工作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查詢管理辦法》要求將個人行賄、單位行賄、對單位行賄、介紹賄賂犯罪等四類判決案件信息及行賄行為錄入系統，所錄信息中涵蓋了行賄犯罪的基本形態，不僅包括構成犯罪的行賄行為而且包括不構成犯罪的行賄行為，可謂實現“全覆蓋”。這一舉措對有行賄犯罪記錄的個人、單位及潛在行賄犯罪的個人和單位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威脅，因此少數不法個人和企業明知邁不過“查詢關口”，便采取種種手段規避查詢。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的認識到：各種規避查詢的行為之所以能實現，說明我們的行賄犯罪查詢系統和體系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和漏洞。

　　(一)行賄犯罪信息錄入不及時不全面不準確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工作的規定》(以下簡稱《查詢規定》)第9條規定：“人民檢察院自人民法院判決、裁定生效之日起30日內將行賄犯罪等信息錄入行賄犯罪檔案庫。”根據規定，行賄犯罪信息必須等到判決生效后才能錄入。在辦案中，從立案偵查到判決生效所需的時間比較長，少則幾個月，多則一兩年，而負責行賄犯罪檔案錄入的預防部門不參與辦理案件，難以準確掌握案件的進展情況，法院判決文書也不送達給預防部門，因此在實踐中延時錄入情況較為普遍，影響和制約了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系統功能的發揮。同時由于現有的法律文書中行賄信息記錄過于簡單、內容不完整，導致錄入時信息收集難、錄入不完整。 　　 (二)系統設置不科學，使規避行為有機可乘

　　信息錄入過程中存在有些字段設置不靈活、不科學的問題：例如有些行賄的案件，存在掛靠某建筑公司下的項目經理或公司內部員工以單位名義行賄，以行賄罪名被判刑、處理的情況，而系統字段單位行賄只有“法人代表”，以至于相關涉案人員信息不能錄入，或者個人行賄只錄入涉案人員信息，掛靠的建筑公司的信息不適宜錄入的情況。

　　而查詢過程中系統默認的選擇性輸入方式使查詢結果真實性大打折扣：在查詢單位時，系統中要求輸入單位名稱或者組織機構代碼，法定代表人根據申請人的申請情況選擇是否查詢;在查詢個人時，系統中要求輸入個人姓名或者身份證號碼，不必體現單位情況--這種選擇性輸入方式使得一些單位在申請查詢時只查詢單位或者只查詢個人，從而導致企業或個人通過變更公司名稱或變更企業法定代表人規避查詢得以實現。

　　(三)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結果無強制性?，主管機關或招投標單位對查詢結果不予甄別

　　根據《查詢規定》第4條及第5條規定，檢察機關對經查詢有行賄犯罪記錄的單位和個人的處理不參與、不干預，又要求檢察機關對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結果的應用實行跟蹤、監督，防止查詢結果不用、不當使用或濫用。目前，檢察機關只負責提供行賄犯罪檔案查詢服務，對查詢結果是否應用、如何應用沒有發言權，只有建議權，只是給相關主管(監管)部門或招標單位提供一項參考，不直接引發任何資格處分，明顯剛性不足。在實際工作中，有的主管(監管)部門對行賄犯罪檔案查詢采取可查可不查或查多查少無所謂的態度，對查詢結果用與不用或怎樣應用隨意性很大，且在實踐中由于使用查詢結果告知函的招投標中心、業主單位等部門，復核和輔助審查手段有限，使得偽造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結果告知函、掛靠有資質的合格企業、隨意分包、轉包其他單位等規避手段得以實現。

　　三、完善制度破解“規避”查詢的建議

　　(一)提升查詢系統功能，規范信息錄入、修改工作

　　改進完善系統錄入查詢的有關字段要求。例如前文中提到的行賄記錄中的“法人代表”應改為“涉案人員”。在系統查詢時，一是要統一要求，不得進行選擇性查詢，應該一并查詢企業名稱、組織機構代碼和法定代表人，或個人姓名和身份證號碼，從而加大對規避行為的監管力度;二是查詢過程中增加查詢事由錄入項，查詢結果告知函中體現查詢事由，以增加偽造告知函的難度和強化查詢工作開展情況及工程項目的動態管理。

　　加強對行賄犯罪檔案系統修改流程監管。《查詢管理辦法》第39條規定，地市級以下人民檢祭院行賄犯罪檔案部門提出對錄入的行賄犯罪等信息修改、刪除的，應當報省級人民檢察院審核。省級人民檢察院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管理部門提出對錄入的行賄犯罪等信息修改、刪除的，應當報最高人民檢察院審核。這就表明對行賄犯罪檔案錄入信息的修改權統一到省級以上人民檢察院，有利于規范信息的錄入修改，同時在審核同意修改后，省級以上檢察院對下級申請刪除、修改檔案也應該加強監管和跟蹤，防止出現前文所述的個人查詢工作人員利用申請刪除、修改檔案的機會，將行賄人(單位)名單從系統中不當刪除，或長期處于修改狀態，不再回歸查詢狀態。

　　(二)逐步建立起信息共享體系

　　一是注重內部協調配合，逐步實現查詢系統與案件管理系統并網，確保行賄信息的全面、及時獲取。當前檢察機關統一業務應用系統的運用和案件管理部門的設立，使所有自偵案件各個階段均在案管部門統一歸口管理，所有案件資料實現網上流轉，這就為及時、全面把握行賄信息提供可能。所以應將行賄犯罪查詢系統與案件管理系統對接，實現資源共享，以確保相關信息時時、準確并入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系統，避免重復勞動。

　　二是強化外部信息溝通，逐步建立與登記部門的資源共享機制。應加強與工商、質檢等登記機關的溝通協調工作機制，一是逐步實現將行賄犯罪檔案查詢作為公司、企業注冊登記或變更登記的前置程序;二是公司企業的登記變化情況應及時向行賄犯罪檔案查詢部門備案，查詢部門應將變更信息并入查詢系統，以不斷完善行賄犯罪檔案信息庫。只有各方齊抓共管，才能有效避免行賄企業、行賄人員企圖通過更換或重新注冊企業營業執照、法定代表人等規避查詢行為的發生。

　　(三)提高立法層次，增強查詢結果的法律效力。

　　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工作功能的全面實現涉及眾多部門的協調配合和認真落實，這需要統一的法律法規予以規范。然而目前對這一工作的規范只有《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工作的規定(以下簡稱《查詢規定》)》這一部門規章，它對其他政府部門缺乏強制約束力。因此建議在《查詢規定》的基礎上，結合實踐中需要行業主管部門各司其職的內容，提請全國人大制定一部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用法律這一更高層次的規范明確查詢行為的法律效力。該法律要對查詢程序、適用范圍、法律效力及各方法律責任予以明確，以促使使用行賄犯罪檔案結果告知函的相關主管(監管)部門或招標單位嚴肅對待并準確應用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制度。

　　其次，要以黨中央倡導的誠信體系建設為契機，逐步爭取將行賄記錄作為誠信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議建立行賄犯罪記錄雙罰制度，即資質借用人、出借人雙方或者分包轉包方、承包方雙方均受行賄犯罪記錄約束。這是針對借用資質規避查詢，對出借資質企業的懲罰制。根據我國《建筑法》第26條之規定，出借、借用資質行為，隨意轉分包行為是典型的違法行為，是法律明文禁止的，因此，出借人必須為其違法行為承擔責任。此外，掛靠人的行賄犯罪記錄應與出借資質企業的誠信掛鉤，將雙方均列入不誠信和行賄“黑名單”，以有效杜絕各種違規行為發生。另外，檢察機關還應建立配套的查詢預警制度，對查詢過程中發現存在出借資質的企業或者借用資質的行賄犯罪人，特別是多次出借資質的企業或者多次借用資質的行賄犯罪人，檢察機關應及時向相關主管(監管)部門發出預警提示，督促行業主管部門強化對專業人員監管，加大掛靠、借用資質等行為查處力度，嚴格市場準入和市場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