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經濟、軍事都是歷史上都城遷移決定的重要因素。在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平穩的今天，省會的位置相對穩定。從新經濟地理學視角提出省會遷移是基于兩方面的考慮：一是省會城市越來越擁擠，產生離心力，經濟發展缺乏后勁;二是省會遷移到其他城市，會為移入地注入新鮮血液，帶動移入地及周邊地區發展。文章以江蘇為例，先對自辛亥革命后江蘇省會遷移的歷史作了闡述，繼而分析當前有可能導致江蘇省會遷移的現實之處，最后對省會遷移的作用機制、移入城市、遷移成本作了相應的探討。

　　[關鍵詞]發表sci論文,省會遷移,新經濟地理學,遷移成本

　　省會城市為何會遷移?中國古代史上有幾次著名的遷都：如公元前14世紀，商王盤庚把都城從淹(山東曲東)遷到殷(河南安陽西北);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都城從鎬京(陜西西安)遷到洛邑(河南洛陽);1421年，明成祖朱棣把都城從應天(南京)遷到北京。可以看到，遷移有出自于政治斗爭的需要，有出自發展經濟的需要，當然也有規避自然災害多發地的需要。都城是一定時期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的重要標志，古代都城一般都會遷到經濟發達、交通方便的地區，以便取得所需的糧食和物資。古代帝王不會把都城遷到貧瘠地區去。但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生產力水平比較低，政治、經濟、軍事都是決定遷都的首要因素。同樣地，省會城市遷移也受政治、經濟、軍事的影響。我國也有省會遷移成功的案例，如西藏從日喀則到拉薩、新疆從伊犁到烏魯木齊，云南從大理到昆明。

　　當前政治軍事比較穩定，但是省會城市越來越擁擠，經濟發展也被省內其他一些城市超越，這會不會影響省會城市的位置呢?從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角度出發，是不是可以通過省會遷移，去帶動省域范圍內欠發達地區的發展?以江蘇為例，不管是蘇州，還是南京，抑或南通、徐州對蘇中、蘇北的大多數地區輻射能力都比較弱。雖然蘇南、蘇中、蘇北的經濟發展相對差距在縮小，但絕對差距仍在擴大。促進江蘇各地區協同發展，縮小絕對差距，僅靠市場力是遠遠不夠的，在江蘇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政府的力量不容忽視。本文根據新經濟地理學的相關理論，認為省會遷移會帶動資金、信息、技術、人才等要素的流動，會為經濟欠發達地區注入新鮮活力，促成要素集聚后，又能夠釋放輻射能量，帶動周邊地區發展，故而本文提出江蘇省會遷移的設想。先了解辛亥革命后江蘇省會變遷的歷史，為下文的分析奠定基礎。

　　一、江蘇省會解放前的被動遷移以及解放后的穩定

　　辛亥革命以后，江蘇省宣布獨立，江蘇省都督府設蘇州府城;1912年元旦，裁府、州、廳，保留縣級區劃，江蘇省都督府及民政長行政公署依舊駐吳縣(蘇州)，此時的江蘇省會為蘇州;1913年9月24日，江蘇省都督府及民政長行政公署由吳縣(蘇州)遷往江寧縣(南京)，南京遂代替蘇州成為江蘇省會;1927年，南京成立特別市，不再受江蘇管轄，但江蘇省會依舊寄居南京;直到 1929年2月，江蘇省會自南京移至鎮江，鎮江第一次成為了江蘇省會。

　　抗日戰爭爆發不久，江蘇大部分地區淪陷。1937年11月，江蘇省會由鎮江縣暫遷至江都縣;1937年12月，再遷至淮陰縣;1939年3月，再遷至興化縣;1941年4月，因日軍入侵，江蘇省政府遷至淮安縣車橋;1943年10月，江蘇省政府暫遷安徽省太和縣辦公;1944年江蘇省政府暫遷安徽省阜陽縣李寨辦公。1945年抗戰勝利，9月江蘇省政府從阜陽遷回鎮江，鎮江第二次次成為江蘇省會。0

　　在偽政權方面，1938年，汪偽江蘇省成立于蘇州。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蘇北行營民國1941年9月成立于泰縣，1943年5月裁撤并入江蘇省;民國1944年10月，蘇北行政公署再由江蘇省及淮海省阜寧縣劃出設立，行政公署駐泰縣。蘇淮特別行政區公署 1942年1月由原江蘇省1市15縣及蘇北行營2縣以及原安徽省4縣設置，1944年1月改置為淮海省，省會徐州。

　　1949年6月底，江蘇全境解放。考慮到蘇北是老解放區，蘇南是新解放區，兩個區域的工作基礎、任務不同，遂以長江為界劃分為蘇北和蘇南兩個省級的行政公署區。蘇北行政公署原駐泰州市，1950年1月移駐揚州市，直轄淮北鹽區，最初分設揚州、泰州、鹽城、南通、淮陰四行政分區(專區)，1950年原屬南通專區的南通市和原屬泰州專區的揚州市也分別改由蘇北公署直轄;蘇南行署區駐無錫市，直轄無錫市和無錫縣，分設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四專區，1950年原屬蘇州專區的蘇州市也改為蘇南公署直轄。1952年11月15日，撤銷蘇南、蘇北行署區，恢復江蘇省建制，省會臨時定在鎮江。1953年1月，撤銷南京直轄市，為江蘇省轄市，轄境并入江蘇，省會南京。

　　從江蘇省會遷移的歷史來看，江蘇經歷了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國共內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由于戰火不斷，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江蘇省會常有變遷，且是被動遷移;而解放后，由于國內政權的穩定，江蘇的省會自1953年后沒有變化，因而可以總結為：江蘇省會解放前的被動遷移以及解放后的穩定。

　　二、省會城市“遷移”的現實之處

　　歷史都城或省會的遷移是被動的，現在是否可以出自于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需要，去被動為主動?在政治、經濟、軍事的穩定期談省會遷移雖然僅是個設想，但可以看到省會遷移也有其現實之處。

　　(一)當前省會城市面臨省內其他城市的經濟壓力

　　中國傳統的省會城市多是政治中心和軍事中心，商業中心是因為政治中心和軍事中心推動的，一般來說省會就是本省最大的城市，其他城市很難與之相較。但自從我國與西方通商以后，一些以商業貿易為中心的城市后來居上，尤其是在經濟方面超過了省會城市，構成了省域發展的兩極：如江蘇省的蘇州與南京、山東省的青島與濟南、福建省的廈門與福州、廣東省的深圳與廣州、內蒙古的包頭與呼和浩特、遼寧省的大連與沈陽等。原因在于以商業貿易為中心的城市多興起于近代開埠通商之后，多處沿海沿邊，景色優美，適合人居，歷史包袱少，不在本省的中心地帶，往往先是發展對外貿易積累財富，通過循環累積效應，形成良性循環，經濟實力處于全省領先地位，但它們在政治與文化方面遜于省會城市，和省會城市的地位跟上海相對于北京在全國的地位相似。省會城市的經濟發展面臨來自于經濟發展較好地區的壓力，如南京有可能面臨人才、技術、資金、機構流出的壓力，轉而移入蘇州。 　　(二)省會城市因為“市場擁擠效應”，發展面臨高成本、低利潤

　　新經濟地理學提出，本地市場效應、價格指數效應與市場擁擠效應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決定了產業集聚還是分散。若本地市場效應、價格指數效應大于市場擁擠效應則呈現產業集聚，反之則是產業分散。省會城市也存在新經濟地理學中涉及的“市場擁擠效應”，人才集中，機構集中，對教育、醫療、交通、住房等需求會增加。當供給不能滿足需求時，價格自然會上升。所以，市場擁擠帶來的是要素成本提高，利潤空間下降。

　　(三)省會遷移能促進移人地及周邊地區的發展

　　在江蘇地區，蘇州由于其良好的區位，發展鄉鎮企業和發展外向型經濟較早，具有良好的經濟基礎及產業集聚，“園區經濟”的良好發展帶動了蘇州的進步。蘇州的經濟金融指標近幾年超越了南京。而南京作為六朝古都，具有豐厚的文化底蘊，人才匯聚，作為省會又是全省的決策中心和信息中心。之所以出現省域的兩極或多極，實際上是城市職能分工的具體體現，一極是經濟中心，一極是政治文化中心。兩者實際是一種既競爭又協作的關系，都能對周邊地區形成一定的影響和輻射。遺憾的是，由于空間距離的限制，蘇中、蘇北部分城市難以接受來自蘇州或南京的輻射，這樣的問題同樣存在于我國其他省域或地區。既然如此，可以改變極點的位置，讓蘇中蘇北地區受益。由于區位是既定的，很難改變，可以考慮江蘇省會的主動遷移，促進移入地及周邊地區的發展。

　　三、省會遷移的作用機制及移入地選擇

　　從目前來看，都城或者省會的主要功能不再是政治經濟軍事定位，而是政治、文化功能定位。上文分析過，蘇南經濟發展雖然強，但輻射不到蘇北廣大地區，蘇中的南通雖然發展較強，但輻射能力也比較弱，徐州雖然在蘇北發展最好，但不能有效對廣大蘇北地區形成輻射效應。新經濟地理學強調初始均衡的假設，由于要素流動或者某種擾動被打破，形成極點的“均衡狀態”，擾動可能是偶然性因素造成的，也有人為因素推動的。本文所提出的江蘇省會遷移，就是一種主動的人為推動。受鄭長德(2012)的《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策研究――基于新經濟地理學的視角》一文啟示，本文從新經濟地理學視角研究省會遷移。

　　(一)省會遷移的作用機制

　　省會遷移會帶動資本、人才、技術、信息中心等要素的遷移，而資本、人才、技術、信息等會在當地產生溢出效應，能夠促進移入地經濟的發展，而這種效應會因為循環累積進一步加強，又會進一步地刺激更多的資本、人才、信息、技術等要素往省會移入地匯集。那么移人地聚集了若干經濟增長點，密度越大，發達程度越高。經濟增長點積聚著極大的向外擴張的資本能力。經濟增長點的擴散效應引致了周邊地區生產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技術的滲透，將提高周圍地區生產要素的投入一產出率，改善周邊地區乃至更大區域的資源配置效率(圖-1)。

　　(二)省會移入地的選擇

　　江蘇現在的省會是南京，是經濟、政治、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如上文所述，歷史上都城或省會的遷移，政治、經濟、軍事都是決定遷都的首要因素。一般都會遷到經濟發達、交通方便的地區，以便取得所需的糧食和物資，一般不會遷到相對落后的地區。而在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今天，江蘇省會遷移可以考慮到相對落后的地區去。打破原有的“極點均衡狀態”。

　　表-2給出了江蘇地級市到其他地級市之間的平均距離，從整個江蘇范圍來看，揚州到其他地級市的平均距離最短，為178.13公里;從蘇中蘇北范圍來看，淮安到其他地級市的平均距離最短，為175.91公里;從蘇北范圍來看，仍然是淮安到其他地級市的平均距離最短，為138.85公里。

　　如果僅僅考慮距離因素和需要接受輻射的地區，淮安是省會移入地的最佳選擇。當前江蘇有三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徐州都市圈和蘇錫常都市圈;當前的沿海開發涉及南通、鹽城和連云港;南京、鎮江、揚州推行同城化戰略;泰州推進中國藥城的建設。因此，蘇北的淮安、宿遷被逐漸邊緣化。淮安地處淮河下游，處于蘇北中心的位置，但又很難接受周邊大城市的輻射，需要加速自身的要素集聚，增強極化效應。但僅靠市場力推動是遠遠不夠的，這就需要政府的推動和創造(宋林飛，2011)。在經濟欠發達地區也存在經濟增長點。只是它的分布密度小。與此相應，金融組織的密集程度也低(杜惠芬，2002)。對落后地區而言，如果不借助行政配置力量，區域市場和機構組織不會趨同。在經濟發展初期，區域經濟差距較大，人為追求市場趨同，資源配置必然扭曲，導致經濟一金融效率低下。若省會移入淮安，那么淮安成為江蘇的政治中心和信息中心，必然會推動淮安的基礎設施建設，推動金融資源的集聚，以此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若能形成良性循環，會在江蘇形成第三個都市圈，取代徐州都市罔的位置，而其輻射效應至少在蘇北地區會很好，如果輻射能力強的話。也會輻射到蘇中的部分地區。

　　移入地選擇除了地理距離，還需考慮經濟距離、制度距離、文化距離等，省會遷移也可以考慮揚州。原因在于揚州具備以下幾個條件。第一，區位好，地處江蘇中部，長江下游北岸，江淮平原南端。南部瀕臨長江，北與淮安、鹽城接壤，東和鹽城、泰州毗聯，西與天長(安徽省)、南京、淮安交界，位于長江與京杭運河交匯處，交通便利。第二，經濟基礎相對蘇中、蘇北大部分地區較高，而且揚州容易接受蘇南的經濟金融輻射。第三，揚州知名度很高。揚州城區至今已有近2500年的建城史，人文底蘊極高。同樣地，若省會移入揚州，一方面，可以加強南京、鎮江、揚州同城化的效果;另一方面，又會促進帶動蘇北地區經濟金融的發展。

　　(三)省會遷移的成本

　　省會遷移是有成本的，南京的輻射半徑最少也達到200公里，輻射江蘇大部分地區以及安徽的部分城市。若省會城市遷移的話，必然會面臨資本、信息、人才、技術的流失，發展力會被削弱。當然，如果可以的話，可將南京與揚州、鎮江、安徽部分地區重新整合。設立直轄市，繼續保持和增強南京對周邊地區的輻射能力。具體怎么去劃分，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本文所提及的江蘇省會遷移實際是人為培育增長極，主要目的是針對當前經濟金融發達地區對蘇中和蘇北輻射能力較弱的情況作一些改變，很顯然是需要政府推動的。不移入經濟最發達地區，而移入揚州或淮安這樣相對落后的地區，是希望通過省會遷移，帶動要素資源的流動，從而在江蘇境內進行資源配置的重新組合。一方面，促進移入地經濟金融的發展;另一方面，能夠發揮移入地的輻射作用，從而帶動蘇中、蘇北其他地區共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