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以往研究農村居民消費函數的基礎上，通過引入前期收入、前期消費等變量建立動態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各地區農村居民消費函數并基于分位數回歸方法，利用1985～2011年東、中、西部地區相關變量的統計數據，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區域差異和群體差異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中國農村居民消費受當期收入、前期收入以及前期消費的綜合影響，上述變量對各地區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程度不同，對東部地區農村居民消費影響最大;同時，各變量對不同消費群體的影響也不同，對中等消費群體影響最大，對高消費群體影響最小。

　　關鍵詞：城市管理論文發表,區域差異,群體差異,農村居民消費,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分位數回歸

　　A Research on Consumptions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Groups

　　Differences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Based on

　　DGE Model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XIAO Qin， DAI Bei， WEN Shuhui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093， Yunnan，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o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function， the paper builds up a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by introducing previous period income， period consumption. The paper uses the statistics on the rural residents of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from 1985～2011 to do empirical analysis quantile regression.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of China has an effect on current income， previous period income and previous period consumption. The same variable has the different 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eastern region is most affected. Meanwhile， the same variable has the different 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under different consumption levels， medium consumer groups are most affected， and high consumer groups are least affected.

　　Keywords：regional differences; groups differences;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DGE model; quantile regression

　　一、研究概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經濟迅速發展，農民生活水平和消費水平顯著提高，但由于長期以來中國各地農村的自然環境、經濟條件、自身稟賦、歷史背景以及社會保障政策等差異較大，東、中、西部地區農村經濟水平并不一致，農村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費水平也不平衡。協調不同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刺激農村居民低收入群體的消費任重道遠。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擴大國內需求，最大潛力在農村《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2009年促進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的若干意見》。。因此，有必要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區域差異和群體差異問題進行分析研究。

　　消費是經濟學的熱門問題，經典的確定性消費理論主要有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杜森貝利的相對收入假說、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說、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說等，不確定性消費理論主要有霍爾的隨機游走假說、流動性約束假說以及預防性儲蓄假說等。

　　近年來，中國居民消費率的快速下降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眾多國外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解釋。Modigliani&Cao(2004)基于生命周期理論，認為勞動人口比例上升將提高居民儲蓄并降低居民消費[1]。Aziz&Cui(2007)認為中國居民儲蓄率上升只能部分解釋中國居民消費率下降，更主要的原因是家戶收入在全國收入中所占比例降低[2]。Giles&Yoo(2007)指出在平均水平的消費風險下，農戶有 10%的儲蓄可以歸結為預防性儲蓄動機造成，這導致居民儲蓄率上升、消費率下降[3]。Jin et al.(2011)發現收入不平等對居民消費有消極影響，這種影響對貧窮者和年輕人顯得更為明顯和強烈[4]。

　　在中國國情、傳統和經濟體制下消費者行為的外部環境設定和內在設定都有所不同。余永定和李軍(2000)認為西方傳統消費理論無法說明中國消費者的行為特征，基于選擇理論方法對中國居民消費行為進行分析，推導出符合中國國情的宏觀消費函數并且對其作出實證檢驗[5]。黃衛挺(2011)探討了中國消費函數的研究方法，提出了研究方法的四個“轉向”，為符合中國國情的消費函數研究方向提供了參考[6]。朱信凱(2011)梳理了消費函數的理論變遷和內在邏輯，分析了消費函數中國化需要解決的適用性問題[7]。 　　在理論研究和方法論研究的同時，國內學者也做了很多實證研究。王選選(2003)[8]對經濟體制改革是否影響東、中、西部城鎮居民消費行為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經濟體制改革對各地區城鎮居民消費行為影響明顯，影響程度從西向東逐漸增強。陳娟(2008)[9]基于經濟增長理論及一般均衡分析得到中國居民消費的動態方程，并用分位數回歸方法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不同消費量下的各變量對不同消費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而且這些變量對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程度各不相同。姜洋(2011)[10]基于跨期最優消費行為模型對31個省的面板數據進行panel data回歸，分析前期收入、當期收入和預期收入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程度。陳斌開(2012)[11]研究了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對中國居民消費需求所產生的影響，并用面板數據對理論模型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收入差距越大，居民消費需求越低。

　　縱觀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動態，可以發現：研究逐漸強調實證，計量方法日趨成熟;注重符合中國國情的消費研究、注重不平等與福利等相關研究，但針對消費區域差異、群體差異比較和采用動態模型進行研究的論文目前還很少。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建立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考慮地區差異和群體差異，將家戶消費和家戶生產和政府行為相結合，求解東、中、西部農村居民的消費優化路徑，并采用分位數回歸方法具體分析各變量對不同地區和不同消費群體消費的影響。

　　二、理論模型

　　(一)家戶效用

　　考慮一個有大量相似消費者的經濟環境，為方便后續推導，證明穩態的存在性，規定每個家戶的人口數量為1，不存在人口的增長問題。據拉姆塞模型，家戶是永久存活的，在每個時點上，家庭將其收入在消費和投資之間進行分配，以便最大化其終生效用，其效用函數為：

　　(9)式表明，i區農村居民的當期消費主要受當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費的影響;(10)式和(11)式反應穩態情況下東部與西部地區以及中部與西部地區的消費差異。下面將通過實證研究來檢驗上述模型。

　　三、實證檢驗

　　(一)數據說明

　　依據上述模型推導，居民消費主要受到當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費的影響。在實證檢驗中，與模型相對應，我們選取的因變量為農村居民人均當期消費，自變量為農村居民人均當期收入、人均前期收入和人均前期消費。東、中、西部的劃分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標準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共11個省(市);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共8個省;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共12個省(市、自治區)。劃分。由于西藏和重慶缺乏部分年度的統計數據，故只采取其他29個省(市、自治區)1985～2011年的數據進行統計，通過分別除以按1985年為基期的1985～2011年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處理所得。來消除價格因素的影響。本文所采用數據來自1985～2012年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各省歷年統計年鑒和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

　　圖1是1985年至2011年東、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的人均實際收入與人均實際消費支出對比圖。從中可以看出，27年間人均實際消費支出水平和人均實際收入水平增長明顯，并且東、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的人均實際收入差距和人均實際消費支出的趨勢線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寬。這說明近年來，東、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與消費差距越來越大，地區間的經濟水平差異十分明顯。

　　(二)基于分位數回歸的實證檢驗

　　利用相關數據對(9)式的函數關系進行實證研究來驗證理論分析。為了減弱異方差性及便于實證過程中的計算處理，將(9)式各變量取對數后改為計量模型如下：

　　凱恩克(Koenker)和巴西特(Bassett)在1978年引入了分位數回歸。分位數回歸模型強調條件分位數的變化，在研究的時候可以選擇適合特定情況的分位數進行分析，這一點在需要考慮不同分位點時，不同情況的社科類研究中非常有意義。本文采用Eviews 60軟件，用分位數估計研究不同的消費水平下各個變量對消費的影響程度，同時用最小二乘法估計作為對照。在進行回歸時，將東、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人均當期收入、人均前期收入和人均前期消費按不同地區分別以(12)式進行回歸，所得結果如表1所示：

　　為了驗證估計結果平穩性，對估計產生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從表2可以看出，采用OLS估計時，在零階單整以及有常數項的情況下，各地區農村居民消費估計結果的殘差T統計量都小于ADF的1%顯著水平臨界值。因此，OLS估計具有平穩性，模型設定恰當。

　　本文中所采取的的分位數估計由于有多個分位點，進行多次估計而產生了多個殘差序列，故只選取代表性的中位數，即tau=05情況進行單位根檢驗。從表3 中可以看出，分位數估計結果的殘差的T統計量在零階單整以及有常數項的情況下，T統計量均小于ADF的1%顯著水平臨界值。這說明本文所采取的分位數估計方法適用于該模型，也具有平穩性。

　　如圖2所示，將分位數估計結果按照不同變量分別繪圖，便于具體分析不同變量對不同地區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圖2(a)顯示，當期收入yt的系數平均值在05～1之間，對各地區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除東部地區02和08分位點外都為正向且顯著，但地區之間差別較明顯。對東部地區農村居民消費影響最大，其次是西部地區，最后是中部地區。當期收入對消費影響存在區域性差異的原因之一是各地區消費占收入比例不同。以 2011年為例，東部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實際收入為245480元，實際消費為171036元，消費占收入比為6967%;西部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實際收入為 120022元，實際消費為102231元，消費占收入比為8518%;而中部地區這一數據為7302%由1985-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各省統計年鑒中相關數據整理后消除價格因素得出以1985年為基期的數據。。東部地區農村居民收入中有近70%用于消費，而西部地區農村居民收入有85%用于消費，但東部地區的實際人均消費高出西部地區近700元。以上數據說明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的消費中剛性消費比例較高，收入變化時這些居民仍然要支出與之前接近的剛性消費額度，其他消費變化很小，收入對消費的影響自然相對較小。 　　圖2(a)還顯示了不同消費群體的消費受當期收入的影響不同，東部地區農村居民的低消費群體(02分位點處)和高消費群體(08分位點處)的消費受當期收入影響均不顯著。前者是因為東部地區的農村低保政策已經實施較久，政策基礎良好，低保補貼標準較高，低收入者能通過低保維持基本消費，消費受收入的影響相對不顯著。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低消費群體由于低保不完善，消費受收入影響較大;后者是由于東部地區農村居民高消費群體一般也是高收入群體，收入變動在短時間內不會影響其消費習慣，對消費造成的影響也就很小[12]。

　　各地區的中等消費群體(03～07分位點處)的消費受當期收入影響顯著，但波動不大，這說明中等消費群體在解決溫飽問題后不會增加太多消費，有較穩定的消費習慣、消費傾向和消費欲望，消費不會輕易受太大波動。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不同消費群體的消費受收入影響的程度相對東部地區較低。這說明在收入相對較少時，多數消費者的消費欲望除維持自身的剛性消費之外并不強烈，這也體現了東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不平等。

　　圖2(b)描述了前期收入yt-1對各地區不同消費群體消費的影響，系數值在-12～0之間，對各地區居民消費的影響除東部地區02與08分位點外均為負向且顯著，對東部地區的消費影響最大，中西部地區基本接近。前期收入對消費有負向影響即為“棘輪效應”。 Duesenberry(1949) 認為消費者的消費支出不僅受當前收入影響，也會受前期收入和消費影響[13]。居民經歷過“高峰期”收入階段后習慣了高消費支出，在緊接著的下一期，即使收入大幅減少，消費習慣也暫不改變，且之后的消費會始終對前期存在攀比。

　　在中國，這種攀比式消費還有向他人證明消費者已擁有的權利、地位等作用，消費層次越高的中國居民往往對“權利”“地位”“面子”也越在意。圖2(b)的三條曲線整體趨勢向下，且代表東部地區的曲線最低，正驗證此消費現象：隨著消費層次和消費水平提高，前期收入對消費的負向影響越來越大。東部地區的低消費群體的消費受前期收入影響，不顯著仍是得益于低保政策實施完善，而高消費群體的消費受其前期收入影響仍不顯著則再次說明高消費群體消費占收入的比例很小，消費不會因本期或者前期收入變化而受到太大影響。

　　圖 2(c)顯示前期消費ct-1對各地區居民消費的影響是正向且顯著的，系數值在06～11之間，對東部地區影響程度最大，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最小。這是由于東部地區經濟發達，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較高，對下一期消費產生“慣性”的正向影響作用更大。因此，前期消費對高收入地區消費的影響比低收入地區消費的影響大;同時，三條折線總體趨勢上升，說明隨著消費層次提高，前期消費對當期消費促進作用逐漸增強。

　　(三)基于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數據的微觀統計驗證

　　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是1984年經中央書記處批準建立、1986年開始正式設立并運行、在全國各省份連續跟蹤的一項農村調查工作。該調查范圍廣、樣本量大，有調查農戶23000戶，調查村360個行政村，樣本覆蓋31個省份，是具有很強代表性的微觀調查數據。本部分通過分析統計2000-2009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數據中各地區農村居民收入與消費數據來對前文分析結果進行對照與印證。

　　根據(9)式的模型推導，當期消費主要受當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費的影響。我們將(9)式移向可以將消費的變動率表示為收入變動率的函數，即ΔCit=f(ΔYit)。由此可知，歷年的農村居民消費增長量與歷年的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量存在正相關。通過查詢《2000-2009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數據匯編》中各地區的居民收入和消費等相關統計數據并進行處理計算，得到2000-2009年各地區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量與消費增量，分別將東、中、西地區數據進行對比，如圖3所示。

　　從圖 3(a)、(b)、(c)可以看出，東、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的消費增量均明顯受到收入增量的影響。當收入增量大幅變化時，消費增量基本隨之同方向變化，變化幅度小于收入增量。進一步觀察變化的幅度可以發現：東部地區消費增量受收入增量影響程度最大，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最小;同時，雖然各地區收入增量起伏很大，但消費增量總體都處于上升趨勢，這與分位數實證分析中前期收入、當期收入、前期消費三個變量的對當期消費的影響程度和影響方式一致，證明與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相吻合。

　　四、研究結論和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通過建立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當期收入、前期收入、前期消費對各地區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并通過分位數回歸方法進行實證，用微觀調查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結果表明：

　　1當期收入、前期收入對東部地區農村居民的中等消費群體和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的消費都有顯著影響。其中，當期收入對消費有正向影響，前期收入對消費有負向影響。前期消費對東、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的消費有顯著和正向的影響。由于東部地區農村低保政策實施情況優于中、西部地區，當期收入和前期收入對東部地區農村居民的低消費群體的消費影響不顯著;由于東部地區農村居民高消費群體具有較高消費水平，當期收入和前期收入對其消費影響也不顯著。

　　2當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費對東部地區消費的影響程度均大于對中、西部地區的影響程度。這是由于東部地區經濟發達，農村居民可用于剛性消費以外的其他消費收入較多;而中、西部地區農民的消費主要是剛性消費，體現出地區間的經濟水平差異。

　　3當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費對不同消費群體造成的影響各不相同。低消費群體由于其較低的消費習慣和消費水平，其消費受各變量影響都較小;中等消費群體的消費受當期收入和前期收入的影響程度最大，前期消費對其當期消費也有一定程度影響;高消費群體的消費受當期收入、前期收入影響很小，受前期消費影響略大，這是該群體的習慣性高消費水平和高儲蓄水平造成的。 　　(二)政策建議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提出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隨著近年來改革進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階段，農村居民的收入大幅增加，消費觀念逐漸轉變，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是刺激和擴大消費需求的重要著力點。基于本文的研究過程和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提升收入是帶動消費的最直接途徑，應該加快農村的各項改革，從各方面努力提升農民各項收入，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促進農產品流通的市場化與信息化、加大對農村的基礎建設投資、完善對農產品的保護政策和對務農居民的補貼政策，并完善農村金融體系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

　　2促進農村居民消費。應該加強對農村居民的教育投資和醫療投資，增加公共產品供給以改善居民的消費預期，減少預防性儲蓄，促進消費;同時，應該著力改善農村消費環境，多實行“家電下鄉”“汽車下鄉”“家電以舊換新”等措施以擴大農村居民消費需求。

　　3加強區域經濟扶持政策。由于東部地區城鎮化進程快于中、西部地區，而農村人口在中、西部地區總人口中所占比例高于在東部地區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數據來源于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因此，要從根本上拉動農村居民的消費，必須要拉動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消費，健全農村的社會保障體制，并加快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進程，在制定財政政策時，應該多考慮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與低收入者的消費習慣和生活水平，適度將政策向其傾斜。同時，還應加強中、西部地區農村低保建設和補助力度，鼓勵農村居民發展特色農業，縮小與東部農村居民生活水平、消費水平的差距，更好更全面地惠及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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