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法治與人治之間的關系及其比較研究一直是法學界所關注的問題，原因在于兩者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都承擔了對社會及國家運行機制以及秩序的管理功能，而根據現代國際社會及人類社會的發展要求，文章認為法治是人類社會繼續進步發展的必然選擇。法治的優越性十分明顯，法治是現代社會成本最優化的管理方式，能夠增強社會的穩定性，提高社會的運作效率。

　　[關鍵詞]職稱論文發表,法治,穩定性,社會成本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法治的現實價值格外凸顯，仔細分析，法治的優越性確實明顯。

　　一、法治的含義

　　我們首先應該明確法治與人治究竟指的是什么，因為往往有人對于這兩個概念究竟是來自于國外的社會發展，還是源自于我國自身的歷史發展的問題爭論不休。

　　所謂的人治，雖然表達不盡相同，但人們多將其解釋為由少數獲得了國家權力的個人或者團體按照其利益對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其他成員進行等級統治的社會體制。人治是法治的對立概念，指依靠個人意志的作用來管理政權實行政治統治，是依靠統治者個人的權威來治理國家。而憲政賴以建立的權力基礎卻是社會上的多元平等的利益集團或政治權力間互相控制、相互制約而結成的多元化“網狀”控權模式。[1]現在學界對于人治的態度是很清楚的，即人治是獨裁者或者集團所使用的一種落后、無效率的統治方式，這是與現代民主社會的發展追求所背道而馳的。

　　法治，我國的法學家們往往會對于來自于西方的法治概念及我國的傳統法制思想進行辨識，在此我們也從中西兩方面來對此進行闡述。古希臘政治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應該包含兩層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秩序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本身又應該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2]而在我國也有相似的關于法治概念的經典表述，如韓非子在《有度》中所述“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辟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可見，雖然表述上有所不同，但中外的法學家對于法治的觀點是類似的，法治的實行是需要人們普遍遵守的，同時法律又要具有保護人們應有的權利的作用。法治就是“法律治國”，法律至上，通過制定良好的法律來治理國家。

　　二、法治優越性的體現

　　法治的優越性十分明顯，法治是現代社會成本最優化的管理方式，能夠增強社會的穩定性，提高社會的運作效率。

　　(一)法治是現代社會成本最優化的管理方式

　　在這里所說的社會成本，是指在實行法治或者人治的過程中整個社會所需要支付的代價，在這里采取經濟學上的概念進行直觀的比較。

　　實行一種統治或者管理體制的成本從作用上可分為供養這樣一個體系所需要的常規支出，當體系出現問題時可能造成的損失及彌補該損失的支出，為了進一步發展與完善體系所需要的支出。而在其中，一般是體制的常規支出所占比例最大。雖然社會對于這樣一項制度的支出，往往不僅僅體現為以貨幣為形式的稅收負擔或者其他財產，還包括了公民及整個社會在利用這一制度的過程中所需要的腦力、體力、時間及感情上的付出。但因以上的概念較為抽象，往往不能以實際數字來進行比較，所以在此我們僅以社會成本中可計算的經濟成本來進行比較。由此便能分析出，對于法治選擇的經濟理由。

　　在自然(計劃)經濟社會，交換經常發生在同一地區的，潛在的買方和賣方都是很熟悉，大家彼此之間已經建立起足夠的信任，使得交易風險不是很高，而且在這些地方商品交換常常是易物交換，小額交易。在這樣的條件下，交易比較容易成功。換句話說，這是一個熟人社會，而在熟人社會里，人們的交易和合作比較容易。盡管也有相應的國家暴力機器，但由于沒有電話、電報、傳真等現代通訊手段，沒有汽車、火車、飛機等現代交通工具，老百姓打一場官司跋山涉水，從窮鄉僻壤步行到城里，耗時費力，破財不計其數，應酬不勝其苦。相反，若是讓族長、紳士等出面裁決是非，則省時省力，免除不少破財勞累之苦。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大眾選擇人治是理所當然的。[3]

　　在現代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發展要求資源與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從主體的活動空間上看，就是要打破地域限制，使其能夠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交易活動，開展合作。在經濟學家看來，人是“經濟的人”，不僅會做出“利己”的選擇，以實現個人福利和效應最大化，而且還會做出損人利己的“敗德行為”。這就需要以法律的強制性抵制盲目性和利己性，讓社會大眾、市場主體在法律的軌道上進行法律行為，保護合法權益，制裁違法行為�，F代社會必須有法制的約束，才能健康有序地運行。

　　(二)法治增強社會的穩定性

　　穩定性是適用某項制度時所必須考慮的，是指這項制度對社會的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穩定發展所起的消極或積極的作用。而一般的制度都不是完美的，常常帶有一定的風險性與不穩定性，只有法治才具有這種穩定性。

　　人治是將一個國家交予個別人或者組織來治理，整個過程中，這個統治集團的意志起著主要的作用。當然，人們將國家交于這些人治理也不是盲目的。人治論者相信依靠精英集體或者杰出個人的領導力才能實現真正的公正與秩序，也就是一個穩態的、進步的社會環境。但是，賢人政治不過是理想，如何能夠持續地發現并保持統治者的賢明，以及在接下來的時間里始終誠實信用地工作，這是無法解決的問題。而且實際上，人們往往為許多因素所影響，包括私心及情感等不利于決策的因素，這使得他們運營體制的能力大打折扣。最極端的人治論者是《理想國》中的柏拉圖，他的基本假定是可能培養或發現一個無所不知、通曉一切的哲學王來治理國家�？蓪嶋H上也不存在他所說的那種哲學王。而對于一個要求長期穩定發展的社會來說，這樣一個充滿風險與不安的人治體制是否又充滿了過多的變數呢?

　　正是因為法治所依靠的不僅僅是某一代領導人的獨立的知識與教養，還包括一套完整的法制體系，其中往往融入了不同時代里賢者的智慧與經驗。而且法律中的規定是經過了實踐檢驗的智力結晶，本身具有極強的穩定性與時代性，它們使得社會成員對于自己所處環境及自己的所作所為能夠有明確的定位，同時以此為規則來進行活動。法治的存在及其所作用的社會往往是更加穩定的。 　　(三)法治提高社會的運作效率

　　在社會革命或者動蕩的非理性階段，社會無法適用一種需要穩定環境的體制，很多的社會事務都是需要個別人的才智來解決。但是當社會過渡到了和平穩定的時代之后，這種體制就不再適用了，因為國家事務逐漸變得瑣碎而且重復，需要一套完整的程序來提高社會的運作效率，于是法治就成為了人們的選擇�，F實也證明了，隨著立法程序的完善，國家機關對于法律的改變可以變得更加及時，保護更多人的利益。

　　社會的順利運行，由此確保公民個體權利利益的充分實現，這一點更是我們締結國家的根本目的。根據朱蘇力先生對于韋伯有關觀點的表述可知，韋伯將社會生活中的合法的統治方式大致分為以下三類，分別是法理型、傳統型和魅力型統治。而在其中所提到的法理型統治，崇尚法律，即使有權威的人也只有在法律規則之下才有發布命令的權利。人們普遍遵守法律，信守法律，法律代表了一種大家都遵守的普遍秩序。魅力型統治，人們確信一些具有強大的個人魅力的領導人具有超凡的智慧、品質， 并因此統治獲得合法性。“如果依據通例，將法治界定為遵循先例或既定規則的統治，那么前兩種統治都大致相當于法治，而魅力型統治大致相當于人治”。[4] 制度或治理方式的選擇應當具有時代性與前瞻性的，要不斷地適應社會的發展及需要。

　　三、結論

　　綜上所述，法治的發展會隨著社會現象的多樣化而不斷深化，對社會及其發展的促進作用會更加明顯。這并不是說我們要忽視優秀的人物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而是要使他們的作用和才能在法律的框架下充分發揮，管理好社會。所以，我們既要承認人在法中的作用，更要堅持我們對于法治社會的最終選擇。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確立為我國新時期法治建設的新目標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內容，我們要不斷深化法治意識，依法辦事，為建設“法治中國”貢獻應有的力量。

　　參考文獻

　　[1]斯科特・戈登.控制國家――西方憲政的歷史[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2]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3]赫洛杰.正確認識法治和人治[J].阿壩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2008(3).

　　[4]朱蘇力.認真對待人治[J].華東政法學院學報，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