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藥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凝結著古人的勤勞與智慧。醫藥文獻的出土，不斷更新著人們對我國古代醫學的認識。隨著社會的發展，醫學也獲得了更大的空間，診斷的準確性、用藥的針對性等都獲得了很大的提升;同時，人們還要求醫生擁有高尚的醫學道德，將醫術與醫德融為一體。從古至今，許多醫學大家都以他們精湛的醫術和高尚的醫德為后人樹立了榜樣。例如：孫思邈將《大醫習業》列為其著作《千金方》第一卷的首篇，主要講述了醫者所應遵循的道德與醫學的倫理等，并強調《周易》《老子》《莊子》等著作對于培養醫者德行的重要性。《大醫習業》中寫道：“若不讀五經，不知有仁義之道……不讀《莊》《老》，不能任真體運，則吉兇拘忌，觸涂而生。”[1](P15)再如李時珍，他身體力行，通過親身實踐，不畏艱難險阻，鑒別藥草，最終才有了《本草綱目》，他以一代醫學大家的風范影響著后世的醫者。在當下，高科技醫療器械的發明與使用，以及各種各樣的醫療數據庫的開放等，都為人們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診斷與治療的精準度越來越高。與此同時，醫學院更加注重的是學生對專業知識的掌握，對高科技精密儀器的使用，過分強調西方醫學的技術性而忽略了傳統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對學生人文精神的教育。在這種情況下，培養醫學工作者的人文精神顯得愈加重要。將傳統文化的精髓融入醫學實踐是培養醫學院學生良好醫德的重要途徑，其中儒家所倡導之“仁愛”、道家所倡導之“自然”、墨家所倡導之“兼愛”尤其具有指導意義。

　　一、儒家之“仁愛”

　　《論語》一書曾多次提及“仁”，如《八佾》篇記載：“人而不仁，如禮何?”[2](P33)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將“仁”作為核心，認為如果一個人沒有仁愛之心，便也不會有禮儀。據《左傳》《史記》等典籍記載，在當時人們更加強調的是“禮樂”，認為“禮樂”是維護社會秩序所必需的，即使是在激烈戰場，也強調交戰雙方要遵守“禮”。又如《陽貨》篇：“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2](P255)孔子認為，為人處世，要時時踐行這五種品德，要恭敬而寬厚，誠實而睿智，這也便是日常生活中的“仁”。而孔子所說的“仁”，雖涉及許多方面，但其核心可以理解為愛人，愛惜生命。如《論語·鄉黨》：“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再如《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2](P182)凡此可為明證。此外，孔子在《顏淵》篇、《衛靈公》篇中也反復強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P172，233)的思想，希望人們能夠學會交換立場，相互理解。而這些思想對于醫學工作者來說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由于醫學工作這一職業有其特殊性，因而更加需要強調“仁愛”理念。一方面，醫學工作者應終生踐行“仁愛”理念，將此理念“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另一方面，醫生的職責是救死扶傷，既要用專業知識為患者解決病痛困擾，也要用溫暖的關懷與耐心爭取患者的信任、增強患者的自信。具體來說，第一，要求每一位醫學工作者都要主動地去關心患者，愛護患者，特別是在治療過程中，要建立起醫生關愛患者、患者信任醫生這樣一種和諧的醫患關系。第二，醫學工作者在治療的同時，不僅僅需要從醫療技術的角度治療患者，還需要關注病患的心理，從人文精神的角度去關心考慮病患，兩者結合則將有助于病患從身心上皆得到治療，從而使病患能夠早日康復。

　　二、道家之“自然”

　　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以自然為中心，倡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思想[3](P64)。在老子看來，人類作為渺小的存在，所能做的只有順應自然，無為而治，即其所言“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3](P150)。老子認為人類如果不順應自然，違背自然的發展規律，就會受到懲罰。當然，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的這種理想自然受到了來自各個方面的阻礙，如自然界的誘惑、社會物質享受的誘惑等。這些誘惑，使人失去本真、失去自我，正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3](P27)。而當人們沉迷于物質享受，滿足不斷膨脹的欲望，自然會使人們勾心斗角，無法審視自己的內心，甚至做出違背道德之事。所以，老子認為，人們應當“見素抱樸，少私寡欲”[3](P45)。如果沒有太多的貪欲，就不會有尖銳的利益沖突;如果沒有得失之心，也就不會有斤斤計較。如果將道家的“自然”理念與醫學教育相結合，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啟示。一方面，醫學工作者要淡泊名利，認識到為醫之人當以救死扶傷為本職，不被名利牽絆。醫者要保持自己的純樸本性，眼不見名利，自然不為名利所累。另一方面，要注重個人的德行。在老子看來，“德”是“道”也即自然的派生物，所謂“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3](P145，73)，“德”即如“赤子”“嬰兒”般乃是自然天生的，因此“德行”自覺、靈肉合一也即自然之事，由此可形成良好的醫德品質。因此，道家以自然觀念去看待世間的一切現象，倡導處事不爭的生活態度，強調淡泊名利、回歸本心，這一理念對培育當下醫學工作者的人文精神有極大的啟示作用，即醫生既要救死扶傷，也要弘揚高尚的醫德，展現人文醫學的終極關懷。

　　三、墨家之“兼愛”

　　以墨子為代表的墨家的核心思想為“兼相愛，交相利”[4](P127)，即無差別、無等級地相互友愛，如此才有益于雙方。《墨子·兼愛上》寫道：“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4](P99)天下之亂皆起于只愛自己，不愛他人。墨家“兼愛”的對象是眾生，是所有人，并且認為自己與他人是對等的，是毫無差異的。“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4](P100-101)只有“愛人若愛其身”，才能做到“兼相愛”，才能天下太平，百姓豐衣足食。墨家所謂的利益是超乎狹窄的個人私利之上的，是關于眾生的利益，因為人們兼愛，所以才能雙方都獲利。墨家之“兼愛”思想，毫無疑問是醫學人文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旦醫學工作者心存自私之心，便會對其職業生涯甚至醫學行業帶來危害。我們學習墨家的“兼愛”思想，就是要學習墨家這種平等博愛的價值觀。醫學工作者在醫療實踐中應努力踐行并積極滲透這種“兼愛”觀念，做到醫生和患者彼此信任、彼此關心、彼此愛護，把人文關懷落實到具體的行動中，讓每個患者都能倍感溫暖。

　　四、結語

　　不論是儒家的“仁”，還是道家的“自然”，或是墨家的“兼愛”，都無一不對醫學人文精神的塑造起著重要的作用。如能將此三者與醫學相結合，則可以促進醫學工作者養成良好的人文素養。儒家之“仁”，能使醫者持有惻隱、慈悲之心;道家之“自然”，強調為醫之人的德行和內心修養;墨家之“兼愛”，注重平等待人，彼此得利。凡此觀念都是醫學人文精神不可或缺的。作為一名有醫德的醫生，除了要掌握精湛的醫療技術外，同時也要注重培養自己的人文素養，自覺接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從而更好地完成自己的職業使命。此外，醫學人文精神也是促進醫學發展的動力之一。其強調醫生在學醫、行醫過程中要時時關注病人的感受和訴求，重視病人的健康和生命價值，突出對“人”的尊重。總之，醫生要對生命存有敬畏之心，生命是高貴的同時是平等的。因此，在如今醫學人文精神日漸式微的背景下，要深入發掘傳統文化對培養醫學專業學生人文精神的影響，發掘傳統文化的當代意義，展示傳統文化和傳統醫學中的人文精神，從而將目前醫學中唯西方醫學技術論與科學論的思想中解放出來，從而重建傳統文化中的“人文醫學”觀，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醫學精神。

　　參考文獻

　　[1]孫思邈.千金方[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8.

　　[2]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

　　[3]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2016.

　　[4]孫詒讓，撰.墨子間詁[M].孫啟治，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1.

　　《傳統文化對醫學人文精神的影響》來源：《開封教育學院學報》，作者：張雪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