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廣州是廣東省，乃至全國人口遷移流動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根據廣東省五普數據，廣州的流動人口為428.18萬人，占年末常住人口的43%，顯然，流動人口已經成為影響人口總量變化的主要因素，并影響著廣州可持續發展進程。本文描述了廣州市人口遷移流動的現狀并分析其特征，初步探討了廣州人口遷移流動對城市發展的影響。
　　關鍵詞廣州；人口遷移流動；可持續發展；
　　1前言
　　改革開放以來，大規模人口跨地區性遷移流動是區域人口發展變化的一個顯著特征，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經濟發展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據《廣東省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廣東流動人口總量和占總人口的比重均居全國首位。作為國家中心城市，華南地區政治、經濟、科技、教育和文化中心的廣州市，憑借其得天獨厚的地理區位優勢、改革開放先行先試的政策優勢、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經濟優勢和包容開放的歷史人文優勢不斷吸引著全國各地的流動人口，使其成為廣東省，乃至全國人口遷移流動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
　　2廣州人口遷移流動的現狀
　　2.1概念與統計口徑
　　人口遷移流動研究中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是概念的定義與統計口徑問題[1]。本文根據《廣東省2000年人口普查流動人口資料》對流動人口的界定原則，認為，流動人口是指離開戶籍所在地半年以上跨市轄區和縣（市）的移動人口；遷移人口為改變戶籍所在地，并長期或永久地居住在遷入地的移動人口。
　　2.2人口規模與空間分布
　　根據《廣東省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2000年廣東省的流動人口總量已經達到2530.43萬人，居全國首位。廣州市流動人口為428.18萬人，占廣東省流動人口總量的16.92%。市內流動人口達96.89萬人，占流動人口的22.63%；外來流動人口331.29萬人，其中省內的流入人口達116.29萬人，占流動人口的27.16%；省外流入人口達215萬人，占流動人口的50.21%，為廣州流動人口的主體。
　　3廣州人口遷移流動的特征分析
　　3.1流動人口規模和分布符合“就富、就近、就城”規律[2]
　　在規模上，人口“就富”流動。根據博格(D.J.Burge)著名的人口遷移流動的“推—拉”模型，無論是人口的遷出地還是遷入地，都對人口產生推力或拉力的作用，人口的遷移流動就是由區域推力與拉力不平衡所引起。對于廣州市，其拉力為：高速發展的經濟、良好的文化氛圍、較高的工資收入、寬松的勞動力資源管理政策等；推力為：對農民工的歧視、高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房價等。400多萬的流動人口，足以說明廣州對流動人口的拉力遠大于推力，吸引著人們向更為“富裕”的廣州市流動。
　　遷出地來源分布上，人口“就近”流動。據五普數據，流入廣州的省外流動人口的遷出地的來源分布情況為：湖南省63.04萬人，占省外流入人口的29.32%；四川省37.83萬人，占17.59%；廣西壯族自治區26.71萬人，占12.43%；江西省23.50萬人，占10.93%；湖北省19.32萬人；河南省11.95萬人。其中湖南、廣西、江西都與廣東省接壤，這三個省的經濟都不太發達，而且還有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人口遷移流動的風險與成本相對于距離較遠的其他地區要低，因此更易于在廣州生存發展。
　　在遷入分布狀況上，人口“就城”流動。廣州的流動人口的分布狀況為:流入市區350.95萬人，占81.96%；流入鎮38.37萬人；流入鄉村38.86萬人。可見，廣州市的流動人口大多流入繁華的城區，流入鎮和鄉村的人口很少。根據托達羅(M.P.Todaro)關于發展中國家城鄉間的人口遷移流動的理論[3]，人口從鄉村向城市的遷移主要考慮兩個因素：一是預期的城鄉實際收入差異。二是預期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大多數有流動傾向的人口認為流入城區就有機會獲得更高的收入、更為優厚的待遇、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盡管城區失業風險和工作壓力都比村鎮大，但是對于如此大的預期收入的增加值，他們還是更傾向于流入城區。
　　3.2遷移流動人口的年齡結構與性別構成
　　年齡結構上，以青壯年為主。15-34歲年齡段的青壯年人口達到247.98萬人，占78.85%。由于青壯年的人口更善于接受新事物、更能吃苦耐勞并且克服種種困難，因此流動性較其他年齡段要強。
　　性別構成上，以男性為主導。男性人數為179.68萬人、女性為151.61萬人，男女比例為1.185。導致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農民工是流動人口中的主力軍，農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較男性低，很難符合發達地區用工單位的崗位要求。同時，受傳統思想的影響，廣大農村女性特別是已婚婦女，在農村男勞動力紛紛外出打工的情況下，留守家中，操持家務或者從事農業勞動[4]。
　　3.3受教育程度
　　在廣州的流動人口中，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最多，達187.03萬人，占58.91%；其次為小學，占17.52%；高中程度占12.67%。大專及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僅占4.35%，與之相比，長三角則高達14.24%[4]。可見，廣州的流動人口還是以低文化程度的小學和初中文化人口為主，具有較高學歷的流動人口相對較少。
　　3.4務工經商為遷移流動的主要動因
　　根據《廣州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資料》，在細分為九種人口遷移原因中，務工經商者220.6萬人，占56.5％；工作調動8.2萬人，占2.1％；分配錄用5.7萬人，占1.5％；學習培訓31.7萬人，占8.1％；拆遷搬家50.9萬人，占13％；婚姻遷入13.2萬人，占3.4％；隨遷家屬36.2萬人，占9.3％；投親靠友14.7萬人，占3.8％；其他原因9.2萬人，2.4％。可見，務工經商的遷移流動人口占一半以上，說明務工經商是流動人口大量涌入廣州的最主要動因。
　　4.廣州人口遷移流動對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是自然—經濟—社會三個子系統的協調發展[5]。廣州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其中的各個子系統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約[6]。我們可以將整個復合系統進一步分解，從“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和社會”五個子系統去描述，人口是影響整個系統可持續發展極為重要的因素。對于廣州的流動人口已經成為廣州市人口變化的重要因子，也成為了影響廣州經濟、社會、自然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
　　4.1人口遷移流動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遷移流動人口的大量涌入，產生了人口的集聚效應。人口的集聚效應有利于經濟的快速增長、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有利于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有利于生產效率和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7]，其主要體現在：首先，經濟總量不斷擴大。改革開放以來，廣州國內生產總值（GDP）由1978年的43億元增長到了2009年的9113億元，呈指數式增長；其次，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2008年廣州人均GDP已超8萬元。可見，流動人口對廣州保持經濟快速、穩定增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第三，產業結構與人口遷移流動互為影響。廣州第三產業比重穩中有升，也就意味著第三產業為以務工經商為目的的遷移流動人口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吸引全國各地的勞動力資源。同時，大量的人口流入也會促使整個社會對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使城市的勞動力資源得到高效的配置。
　　4.2人口遷移流動對資源、環境的影響
　　人口的增長加速人地關系的緊張。自1978年以來，由于經濟活動和城鎮建設對土地大量占用，廣州的土地資源的人均占有量逐年減少，人均耕地占有量從1978年的0.0386hm2減少到2005年的0.0137hm2，遠低于國際規定的警戒線0.053hm2[8]。
　　人口的快速增長給城市環境帶來巨大壓力。水環境污染方面，隨著廣州流動人口的增加、經濟建設的發展和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其對水資源的需求非常迫切，并且產生了大量的廢污水。廣州是廣東省的廢水排放的第一大戶，十五期間，平均每年排放的廢污水總量占廣東省的21.8%。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占廢污水排放總量的比例很高，從2001年的76.3%上升到2005年的83.9%，呈逐年上升的趨勢。而且大部分生活污水未經處理，直接排入江河，導致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城市江段呈現較明顯的有機污染特征[8]；大氣污染方面，廣州的工業廢氣排放量位居全省首位，且排放量也逐年上升，這也是廣州近年來灰霾天氣天數只增不減的重要原因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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