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從1993年，世界宗教會議提出“普遍倫理”問題之后，有關這一問題的討論莫衷一是。然而，“普遍倫理”最先由宗教界提出，這說明了看似不同的宗教存在共通之處，這為“普遍倫理”形成提供了可能性；而現實社會愈演愈烈的全球化趨勢，為“普遍倫理”的產生提出了必要性。有關“普遍倫理”的問題應當在這個意義上被理解。
　　關鍵字：普遍倫理，宗教的共通之處，全球化
　　一、從宗教作為倫理道德的構成基礎談對趙老師的反駁
　　趙老師的“普遍倫理”所強調的“普遍”有兩方面的含義：其一，針對當前哲學和思想文化領域流行的價值多元論和道德相對主義，強調倫理道德是絕對的，而不是相對的，各種倫理價值是統一的，而不是孤立的，各不相關的；其二，針對全球化所引起的政治、經濟、和平發展、環境保護等一系列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強調各國政府和人民都有義務遵守的全人類共同的倫理規范和道德準則。顯然，趙老師是從精神意識和實踐操作兩個領域來探索“普遍倫理”這一問題。其一是從理論層面去理了倫理價值的統一性，而其二則是從實踐操作中，依據這一統一性的倫理規范要求遵守共同的倫理規范和道德準則。正如趙老師所說，對于“普遍倫理”可能性——這一倫理學的元問題的追問是建立在兩個事實基礎上的，即“普遍倫理”只是一種主張，而且是一種尚未付諸實踐的設想。那么無論從理論層面還是從實踐層面對這個問題的追問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趙老師認為在當代世界，任何倫理只有滿足具體的絕對性、超越后現代、成為內在的“自生系統”、應用性、具有神圣與世俗相結合的價值觀、跨文化等六項“可能性的條件”，才能具有全球范圍的普適性。而筆者對趙老師以上所說的超越后現代、具有神圣與世俗相結合的價值觀和跨文化等三項持有不同的看法。因為趙老師在論述這三點時，無不在思想文化領域展開，因此筆者對它的反駁，也是著重從分析思想文化領域的倫理理論和倫理實踐角度入手的。
　　趙老師在文中所言：“倫理學討論的對象是倫理道德，即在一定的倫理規范和道德準則指導下的行為規范、生活方式。”而“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個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他們都包含‘價值、規則、體制和在一個既定的社會中歷代人賦予了頭等重要性的思維模式’。……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觀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由此，文明和文化中的宗教與倫理有著至關重要的聯系，與趙老師所言：倫理不是以宗教為基礎的——不同，筆者認為倫理道德構成的基礎正是來自于對哲學和宗教的考慮。
　　二、普遍倫理提出與普遍倫理的可能性
　　1993年，在人類歷史上，來自于不同宗教和信仰的代表就最基本的共同道德價值觀和倫理標準第一次達成了共識。1993年9月4日“世界宗教會議”簽署了《全球倫理普世宣言》，并發表了《世界倫理宣言•導言》，對“全球倫理”或曰“普遍倫理”進行了解釋，《宣言》的發起者們希望通過《宣言》的形式形成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普世倫理，以解決人類面臨的諸多問題，如貧窮問題、戰爭問題、生態問題以及男女問題。全球倫理的概念不僅強調有不同信仰的人，也強調那些非宗教的意識形態的信仰者。事實上，全球倫理的概念是基于一種思想：即全世界是一個人類的大家庭，以共同的道德價值和倫理標準行事，所有的宗教和信念系統都承認人類共存的最基本的原則：
　　你希望怎樣被人對待，那你就怎樣對待別人；每一個人都必須被人道地對待,不能殺；不能偷(DonotSteal)；不能說謊；在性方面不能不道德。
　　這些來自于不同信仰的基本的價值觀使具有不同信仰的人們可以和諧地生活在一起。全球倫理不指向于反對任何人，而是邀請所有的人，有宗教信仰的和沒有宗教信仰的，將這些基本的倫理原則內化，并且據之而行事。事實給我們證明，我們固有的觀點——不同宗教之間存在根本的不同，“世界宗教會議”提出的“普遍倫理”使其變得論據不足了。“普遍倫理”最先從宗教領域提出，這至少說明了趙老師所強調的“普遍”的第一層含義，那就是看似不同的宗教之間仍然是相關的，看似不同的價值觀念具有共同之處。
　　首先，我們必須區分廣義的宗教情感與特定的宗教教義的不同。就后者而言，世界上存在著眾多不同的宗教學說，如猶太教、基督教、佛教、印度教等等，在它們的教義之中，或多或少都存在著某些不可通約的內容，如源于農業民族的佛教的不殺生與源于游牧民族的猶太教的不可殺人，其間就存在著關鍵的差別，由此出發當然就塑造了不同的生命倫理學風格，這也正是恩格哈爾特提出俗世倫理學的立論所在。但是，另一方面，我們還必須看到，就廣義的宗教情感而言，它們在不同的宗教體系中卻有著相通之處。具體而言，這是一種敬畏感，以及因之而產生的對人性的凈化及對世間真、善、美的追求。這與宗教在人類文明中的起源與地位有關。
　　毋庸諱言，宗教是人類生活中一種最古老的文化現象之一，這是因為宗教源于人類最深層次的基本精神需要。沒有一種動物的個體在落地之時比人類的嬰兒更為軟弱無能的了。確實，作為一個種族的人類，與其它動物相比，它在體質上的劣勢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人類唯一可以引以為自豪的僅是她那無與倫比的智力優勢，然而，正是這種相伴著智力而來的意識，促使人類充分地意識到自己的渺小無助，于是才會執著地去尋找一種最終的依靠和慰藉，這就是宗教的最初根源：“需要保護和幫助、慰撫和鼓勵，對人的存在及其世界的理解。”由此產生出對神的向往和對真善美的追求。
　　崇尚自然，正是中國文化中可貴的閃光點。錢穆曾經如此評價道，中國人常說鬼斧神工，又說天工人其代之，明代的宋應星，寫了一本有名的專門講究制造工業方面的書，其書名就叫《天工開物》（1637年）。這里所說的鬼斧神工與天工諸語，都是不愿意對外物多施人力的表示。這不是說中國人不愿用人力，只是不忍用人力來肢解自然。中國人只想用人的聰明智巧來幫助造化，卻不肯用來代替造化或說征服造化，因此，中國人不崇尚機械，認為這不是天趣，而窒塞了天趣，反過來也會損傷到人的天性。
　　在此意義上，順其道而行之，就是對于自然的敬畏之情的一種具體表達。在猶太-基督教文化體系中，更是強調人的至高無上的尊嚴與地位。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從泥土中造人，這一說法含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它暗示人類來自于自然，另一方面，它又暗示人分得上帝的部份神性，因為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來造人。上帝賦予每個人以獨一無二的靈魂，并且上帝還道成肉身，以十字架上的鮮血，來為人類贖罪，以拯救人類的靈魂。人的尊嚴和地位，在宇宙間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存在，所以，將人降格為物，以技術手段去肢解、操縱人自身的行為，都會遭到猶太-基督教文化的強烈譴責。
　　三、全球化的發展趨勢與普遍倫理的現實必要性
　　全球化，作為一個歷史潮流、世界現象和熱門話題，與時俱進地不斷深入到人們的經濟、文化和社會、政治領域。如果從實踐上加以劃分，一般認為全球化大致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前后。作為全球化基礎和原始表現形態，經濟全球化的拓展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是緊密聯系的。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以來開始的，以電子計算機、原子能、航天技術等為代表的第三次技術革命，即新科技革命，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加速了社會生活的現代化和全球化趨勢。在科學技術的背景下，各國經濟發展越來越市場化、社會化和外向化、國際化。新技術的突破，尤其是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全球化的聯動越來越強。經濟全球化，于是延伸為文化、社會、政治的全球化。
　　正如趙老師所強調的“普遍”的第二層含義，全球化需要全球倫理，因為經濟全球化、技術全球化和媒體全球化也意味著問題的全球化：從財務的、勞動力的、到環境的、有組織的犯罪和恐怖主義，由于這些，有必要提出全球倫理的標準，應該遵守最基本的倫理原則，需要倫理的全球化。為了使經濟活動服務于人類的社會目標，全球化需要一個和倫理框架，這個倫理框架并不是一個統一的倫理系統，而僅僅是最必要的、最小程度的所有的宗教、國家和利益團體共享的價值觀、基本態度和標準。也就是說，從道德的態度上來說是人類共享的最基本的倫理，可以被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所認同，也被沒有宗教信仰的人所認同。全球倫理不是一個新的思想或理念，它沒有代替原來的各家宗教的圣典。
　　如此而言，理論和實踐的發展，恰恰驗證了趙老師對于“普遍”雙向內涵的解讀。雖然對趙老師所提出的各種可能條件，我仍然持保留態度；但是如果套用霍爾頓（G.Holton）的“科學的二元化成長”理論：科學分為學院科學和形成中的科學，有關普遍倫理的討論只能是“形成中的科學”，而且趙老師也指出，“‘普遍倫理’只是一種主張，而且是一種尚未付諸實踐的設想”，那么關于此的討論就是開放的而且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