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論語》和《史記》都記載，周太子泰伯“三讓”王位，避遷吳地。讓了大位，卻又能叫別人無法用任何好聽的稱譽來贊賞，實在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品格。儒家入世、有為，其處人處事并不消極、退避，但卻主張謙讓、禮讓。“讓”的含義是辭讓、謙讓、恭讓。行讓的過程，始終受個體清楚明晰的德性意識所支撐。讓是一切德行的客觀基礎。君子的所有嘉言善行都可以集中呈現為讓德。讓之為德也構成了儒家之禮的重要內容。讓德還可生動體現在國家的內政、外交活動中。人際交往中，讓德能夠自覺地把自己設定在低處，而抬高別人。踐行讓德的關鍵就在于壓制住內心中那些不符合禮樂規范的性情。違背讓德的最為直接的一個禍害就是言語爭辯。用道義、禮法束縛內心之中的血氣性情，構成了行讓工夫的落腳點。

　　關鍵詞：《中華詩詞》雜志社,泰伯,三讓,讓德,隱德,讓行,工夫

　　讓之為德，似乎最能夠反映儒家盡己推己、將心比心的恕道原則，因而也非常真實地構成了對待別人、與他者相處的道德素質的一個重要方面。所謂讓，《說文‘言部》稱：“讓，相責讓。”本義為責備，引申為辭讓、謙讓、恭讓，是對原本屬于自己的財產、物品、時間、空間等實際利益或權力、地位、名譽等精神享受的主動放棄。在道德論的意義上，讓是一種自覺行為，非外力所能強迫，因此不會導致絲毫的壓力與緊張。行讓之過程，始終受個體清楚明晰的德性意識所支撐和支配。在人性邏輯上，人都自私，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最好，甚至世上只有自己才是最好的，別人做事都不中自己的意，然而，要做的事情那么多，自己不可能每一件都親力親為，大家一起做事，就總得要有一個正確的相處態度，于是，只有退讓一步，既放心又放手，主動包容別人的缺陷和不足，通過硬性的制度章法、軟性的自我修養來最大限度地消解掉別人的缺陷和不足。事情大家做，就得有分工。有分工，就要容得下別人，就必然要求對別人的寬讓。心胸狹窄，整天死揪住別人的毛病不放，讓別人受折磨，你自己心里也愉快不到哪里去!所以，社會分工也在催促人們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唐人王梵志說過：“好事須相讓，惡事莫相推。”好處面前主動退避，危難時刻挺身而出。寧可謙讓、推辭而損失自己，也不競相爭奪而傷害到別人。千百年來，讓已經成為中國民族性格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古今中國人的一項重要美德。

　　泰伯，一向被后世尊稱為吳文化的始祖、江南文明的締造者，也是儒家提倡行讓的一個很好的榜樣。《論語‘泰伯》篇記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何晏注：“王日：‘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圣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于王季。”’司馬遷《史記・周本紀》說，“古公有長子日太伯，次日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泰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發，以讓季歷”。古公宣父偏愛季歷及其子昌，不欲傳位于嫡長子泰伯，于是太(泰)伯攜手次弟，長途跋涉，風餐露宿，忍饑挨餓，歷盡艱辛，沖破萬難，奔走了三千多里路，來到長江以南、太湖之濱，避居下來。

　　泰伯入吳，“文身斷發”的目的，《史記・吳太伯世家》說是，為了“示不可用，以避季歷”，一方面是向父王傳遞信息，心甘情愿地讓出王位，遙遙退隱，不與爭競，入吳之后，已有歸化蠻荒之地的決心與行動，肯定是回不去的了;另一方面也是躲避災禍，不使季歷以及其子產生猜疑之心，打消其“泰伯早晚要回來奪權”的顧慮，使自己免于政治迫害。

　　所謂“三讓”，通常的理解有兩種。其一是，父親公宣父死，弟弟季歷立，為一讓;弟弟季歷死，侄子昌立，為二讓;侄子昌死，侄孫發立(即周武王)，為三讓。其二是：泰伯走后，季歷先后兩次派人延請泰伯繼承王位，而泰伯決意不歸，與最初的出奔入吳，一起構成“三讓，。如果僅從泰伯讓位之事的發生環節看，這樣解釋“三讓”，也未嘗不可。但由此便產生另一個問題，孔子“民無得而稱焉”一句，又該如何理解?

　　于是，接下來，鄭玄注《論語》便日：“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后，遂斷發文身，三讓也。所以，鄭玄稱“泰伯三讓”為“隱蔽不著”。后來的皇侃疏《論語》在援引范寧之說時，也解釋道：“太伯病而托采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發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采藥不歸、父死不還、“自號勾吳”，構成所謂“三讓”。泰伯之讓天下，并非是已經實有了天下而拱手讓出，而是以泰伯之德行，擁有天下理所當然，所以孔子才說他是“以天下讓”。

　　孔子稱賞泰伯之德，“可謂至德”，即德之至極，無以復加，堪稱讓德的楷模。這樣，就引申出一個“泰伯之讓何以稱得上是千古典范”的問題。錢穆說：“孔子極稱讓德，又極重無名可稱隱德，讓德亦是一種仁德，至于無名可稱，故稱之日至德。”世事紛爭，利益所在，人都上前，能讓，已經顯得難能可貴了，堪稱一種仁德。而讓的同時，又能叫別人無法用任何好聽的言語、稱號來贊賞，實在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品格，悄然退避，隱而不顯，所成就出來的幾乎就是一種極其偉大的圣德。讓德已非常可敬可佩，隱德則更令人嘆服。

　　道德的最高境界，一定是可以通達審美的。所以劉寶楠解釋說，“隱蔽謂其美，非謂其讓，蓋讓國之事，其跡甚著，不可得而隱蔽也。”泰伯悄然離走，采藥不歸，當時的人們就不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為何而去，因此也不知道應該如何評論這件事情;后來的人們盡管知道泰伯是自覺、主動地避讓王權之爭的，深感其品德高尚，而惟其太高，卻也不知道如何稱頌他才好。五六百年后，唯有孔子這樣的圣人才能體會其“至德也已矣”。泰伯之讓德，無名無跡，因而是一種隱德。泰伯行讓，神龍見首不見尾，能夠把道德與審美結合到一起，融合為一體，悠悠歷史長河里，能夠做到這樣的又有幾人?!　　讓是一切德行的客觀基礎。山間一線窄路，只容得下一個人通過。兩個人相向而行，誰都不愿意退讓一步。在知識邏輯、法理權力上，誰都不虧欠，誰都應該走，誰都可以走。辯論起來，根本就分不出一個青紅皂白，于是，留給兩個人的便只有一場惡戰，誰贏誰先走，誰輸了誰后走。認識論、法律學解決不了的問題，最終還得交給道德學。如果兩個人一直相持不下，或激烈爭吵不休，最終誰都過不了。道德興起，人類安頓，社會才更有秩序。于是，讓便肯定不應該被理解為無能、沒本事，或迫于情勢的萬不得已、無可奈何，而是主體自身刻意追求、積極修為的一種道德結果。道德心是上帝造人之初給予人類的第一饋贈。主觀上沒有讓心，行動上又不能謙和，其余一切德性品格便都難以落實和確立。所以《春秋左傳・文公元年》說：“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大凡國君在即位之初，都會派遣公卿出使外國，以圖繼續與以前斷交的國家修好，締結外援力量，友好對待鄰邦，而穩定自己的政權和自己的國家。這樣才能夠符合忠信、卑讓的道義。忠，表示德行純正;信，表示德行穩固;而卑讓則意味著德行已獲得了深厚的基礎。

　　讓是道德之為道德的根本，或者說，一切嘉言善行都能夠集中反映到讓德中來。《春秋左傳，昭公十年》中，齊晏子對陳桓子說：“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有，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茲長。”謙讓是一切德行的核心，它始終起著統領、引導的作用。古往今來，無論在什么社會，謙讓別人都是一種值得稱頌的美德。凡人都有血氣，都有爭競、奪取之心，如果一味放任它、縱容它，人類則無片刻的安寧。所以，我們在面對利益誘惑的時候，不可毫無原則地拿來，而應該服從道義心的支配與安排。道義是人世間一切利益分配與獲得的根本標尺，雖不能時時刻刻發揮效用，但卻具有終極的性質和價值。如果每個人都只顧盤算、獵取自我的利益，彼此之間就會產生許多怨恨和孽障。但如果不讓人盤算、獵取自我的利益，這樣也未必能夠有效遏制它的增長勢頭，所以光靠封堵是不行的，還必須借助于教化的力量，有戰略、有計劃、有步驟地培養出人們的道義心，而讓心則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條。歷史上，孔子“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就非常具有謙讓之德，堪稱世人榜樣，因為他在巨大的利益誘惑面前，都能夠拱手相讓，急流勇退。茫茫人群中，行有讓德之人已為少見，讓以小利似乎還沒問題，而能夠以國相讓，讓以王權、侯位的，就鳳毛麟角了。弗父何原本也可以成為宋國之君，但他卻主動把機會讓給了弟弟厲公，這樣的德行實屬罕見，非圣人而不能為!人與人相處，大凡對待別人的正確態度，如對他人的理解、尊重、寬容、仁愛，全都可以通過讓的德性或在讓的具體行為中反映出來。在利益面前，多替別人著想，多為別人考慮，而少為自己打算，把機會、好處推給別人，把困難留給自己。所以，在儒家思想中，讓是一種舍己為人、以禮待人、貴和樂群的美德。

　　司時，讓之為德也是禮的一項重要內容，漢語世界里，一直就有“禮讓”之說，可見，讓是具有禮的性質的讓，禮也能通過讓德而集中表現出來。日常生活中，檢驗一個人有沒有禮教，是否知禮、識禮，重要的一條就是看他能不能謙讓。《春秋左傳・昭公二年》中，叔向曾說：“‘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后己，卑讓也。”如果說忠信是禮的載體，那么，卑讓則是禮的主干。叔弓這個人言語、行動之間始終沒有忘記國家，是忠信的表現。而讓他享受使節應有的待遇卻還能夠先考慮國家，然后才是個人，很有謙遜、卑讓的氣度。《詩經》說：“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就是說，內中具有了讓心，儀表才能夠恭敬威嚴，于是才能夠親近賢德之士!孑L子對具有讓德的人也是贊賞有加的。《論語，雍也》中，孔子說：“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后也，馬不進也’。何晏注釋曰：“不伐者，不自伐其功。”邢�m正義日：“功以不伐為善也。”據《春秋左傳，哀公十一年》記，魯大夫孟之側是一個賢而有勇、謙遜有余、從不自夸的人。軍隊打了敗仗，不得不向后撤退，唯有他還在后面繼續與齊師周旋，雖相當危險卻可以掩護別人。快進城門的時候，人們迎接他，想表彰他的功勞，而他卻揚鞭策馬，大聲喊道：我并不是敢在后面與敵人拼命到底啊，而是我的馬跑得不快啊!把奪路而逃的方便讓給了別人，把戰死不歸的危險留給了自己，事成之后卻找借口拒絕嘉獎，孟之側的讓德的確值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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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德也應該在一個國家的內政、外交活動中獲得生動體現。《禮記・聘義》說：“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尊敬對方，謙讓對方，是人與人相處、國與國交往的一項基本原則。國與國之間如果能做到互相謙讓，就不會彼此侵犯、相互欺凌了。上古時代，讓德經常被融化于具體的生活細節中而表現為十分煩瑣的謙遜禮儀，如為《禮記，鄉飲酒義》所記述的酒禮，就要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只有六十歲的長者才可以坐下來吃飯、喝酒，五十歲的人也只有乖乖站在旁邊聽從吩咐和使喚。“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賓主之間，迎來讓去，在臺階上已經行了那么多的禮節，可惜連門邊還沒摸著呢!如使者行聘問之禮時，應該“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人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使者應該在大門外先謙讓三次，然后才能夠進入廟門，再行三次揖禮，方能走到堂階之上，再謙讓三次，才能夠進入堂室。

　　古人為什么如此津津樂道于這些煩瑣的禮儀呢?顯然，這些煩瑣的禮儀似乎又在竭力地訴說著一種謙讓的精神、一種虛心待人的品格，非一而再、再而三，則不足以表達，否則人們就不予以重視了。酒，不像糧食，乃人類維持生存的一日三餐之必須，毋寧只是一種生活奢侈品，所以酒的產生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在世界各個民族的日常生活里，酒和飲酒活動都被賦予了一定的社會禮儀性質。飲酒的舉動本身其實非常簡單，嘴一張就完事，但又不能那么隨便，畢竟酒是來之不易的，釀造一杯，不知要消耗多少口糧!所以必須設置一些禮節門檻，讓人不能輕易飲用。酒禮之中所透露出來和所強調的則是尊老、敬長、謙遜、禮讓的生活規范。“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斗辨矣!不斗辨，則無暴亂之禍矣!”行有尊讓，則不傲慢、不爭辯，在別人眼里，有教養，有規矩，值得敬仰和交往。如果大家都做到了這個樣子，則既能維持既定生活的穩定與和諧，又能遠離意想不到的禍害、災難。“貴禮而賤財”，“先禮而后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禮重于財，重于物。財與物雖然為人之生存所必須，是人性必然之喜好，但不符合禮義要求的，則絕對不能伸手。一旦明白了這個道理，人們就不會爭搶不休，而能夠相互謙讓了。 　　要在普通民眾中形成一種禮讓的風氣，就必須先從上流社會、精英階層開始推行。《禮記・坊記》說：“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后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日君，稱己之君日寡君。”君子如果能夠尊敬別人而把自己放低一點，先給予別人，然后自己再有所獲取，那么黎民百姓之中則一定能夠形成一種相互謙讓的風氣習俗。大夫出訪別國，應該稱別國的君上為君，而謙稱自己國家的君上為寡君，而“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謙讓、自卑是禮之為禮的基本規定。《禮記・曲禮上》說：“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④行禮的實質就是首先放下自我的架子，把自己設定在低處，抬高別人，尊重別人，敬愛別人。讓之為字，本身就有“亞于”、“次于”、“比……差”的含義，所以讓之為德才能夠自覺地把自己設定在低處，而抬高別人。富貴之人認識到禮的價值，并行能有禮，便不至于驕奢淫逸了;困苦之人認識到禮的作用，并遵守禮，踐行禮，心中就不會產生畏懼、怯弱的情緒了。

　　四

　　踐行讓德的關鍵在于努力并能夠有效地壓制住內心中那些不符合禮樂規范的性情。《荀子・性惡》曾論及禮讓對情性的馴服。“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于情性矣!”放任性情，不予約束，自以為是，剛愎自用，不把別人放在眼里，鄙夷別人，則必然產生不出謙讓的心意，因為“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人心都有貪戀聲色貨利的傾向，不用仁義道德對它進行必要的克制與馴服，人則不能群居而處，即不可能構成現實的人際社會。“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面對物質利益的誘惑，如果一味聽任自己的性情所發，那么，即使在兄弟之間也必然導致爭斗、打奪;而如果施行禮義、教化，那么，即使在陌生人之間也能夠相互謙讓。

　　而讓德的對立面則是魯莽、急躁、冒失。賈誼在《新書・道術》中說：“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為冒。”讓的內容主要包括對待別人寬容、敦厚，對待自己苛刻、嚴格，但如果顛倒過來，對別人苛刻、嚴格，對自己寬容、敦厚，則必然陷入一種自私自利、唯我獨尊的危險境地，那肯定就不是儒家的主張與做派了。行有禮讓，則能夠最大限度地為人與人相處創造出一個比較寬松、和煦的氛圍。相反，不能行讓德，或失去禮讓的風度，人在內心之中就容易產生魯莽、急噪的情緒，與別人打交道則肯定會有所冒犯，甚至還要得罪人。所以說，讓德的養成還需要修煉出一種氣度。人是要有氣度的。在本質上，氣度就是容得下別人的心理空間。氣度越大的人，做起事情來，就越具有忍耐性，不會輕易魯莽、急躁、冒失，因為他的肚里能裝得下一切意外，能應付一切狀態。氣度太小，或者根本就沒有氣度的人，心里面已經被自我塞滿了，哪里還能容得下別人呢?!自私、狹隘、極端的個人主義都是讓德的天敵，必須不斷去除。魯莽、急躁、冒失的毛病大多是由不能謙讓別人而引起的。

　　儒家人世、有為，所以處人、處事并不消極、退避，但卻始終主張謙讓、禮讓。前者是對自己的要求，后者則是對別人的態度。君子待人，每當遇到利益沖突，適時、恰當地退步、謙虛和忍讓實屬必須。洪應明在《菜根譚》中說：“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即進步的張本。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儒家對人施行讓德，坦坦蕩蕩，無條件，無瓜葛，很純粹，很自然，不帶半點自私主張、個人目的和利益爭較，所以原本并沒有絲毫計謀、策略之心。但讓德即便被放在現實功利的角度予以審視，也不吃虧。與人相處，如果能做到謙讓一下，表面上雖然吃點小虧，實質上卻可能受益不淺。丟掉眼前的，小的，得到的卻是長遠的，大的。小人只追求利己，君子則強調利人。小人因為不讓與別人而只有可能得到眼前的己利，甚至因為怨恨別人還會失去眼前的己利，君子卻因為別人的尊敬與愛戴而必然贏得更大的己利。君子在讓與人的過程中，實際上同時也已經成就出了自己人之為人的德性。君子也是要圖利的，君子也食人間煙火，但君子之利是義中之利，君子只以義為利，而不計較于眼前的得失。顯然，如果說儒家有己心、有己利的話，那么儒家所追求和成就的也是一種更大的己、更大的利。王通《中說・魏相》：“見利爭讓，聞義爭為，為不善爭改。”利益當頭，儒家也爭，但不是爭取，而是爭讓。道義面前，儒家并不推讓，而一心爭為、爭取，唯恐一時耽擱下來。儒家待人，以退為進，寧愿放棄小利，而試圖成全大義。儒家的圣性人格因此也在全人類更大的己、更大的利中獲得升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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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德融入古今中國人的文化心理深處，可以從“退一步海闊天空”這句民諺俗語中獲得很好的理解和詮釋。退一步，并不必然導致人生損失，更不一定意味著違背道義。呂坤在《呻吟語・人情》中說：

　　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

　　兩人自是，不反面、稽唇不止，只溫語稱人一句好，便是無限歡欣。兩個人互相漫罵、指責，冤冤相報，循環往復，越鬧越僵，不到你死我活、家破人亡的程度往往停不下來。其實，各自只要回過頭去向對方澄清一下誤解，或者主動認一句錯，彼此都會受益無窮。如果兩個人都各自炫耀自己的長處，你追我趕，那么，不走到彼此翻臉、唇齒相譏的地步通常是不會罷手的。其實，只要換一個角度想一想，誠懇地同情一下對方，贊許一下對方，也就能夠緩和緊張的氣氛了，因而彼此又都能夠感到舒心愉快。讓德之踐行，往往只要抓住一個細節就行，只發生在一剎那間。一句道歉、一聲招呼、一個手勢……就可能扭轉僵局和危機，關鍵在于你愿不愿意這么去做。

　　克一分、百分、千萬分，克得盡時，才見有生真我;

　　退一步、百步、千萬步，退到極處，不愁無處安身。對待別人、面對利益誘惑，克制、克制、再克制，退步、退步、再退步，成為儒家讓德修行的最基本的工夫。克制到底，我之為我的道德價值與人性意義便全部呈現了出來;而退讓到最后，自我人格被一次次提煉和升華，怎么可能沒有安身立命的地方呢?一定可以在類存在的層面上為自己開辟更為開闊的空間。 　　“兩君子無爭，相讓故也;一君子、一小人無爭，有容故也;爭者，兩小人也。”因為君子大凡都已經具備了謙遜之德，都能夠做到彼此推讓，所以君子與君子之間是不太可能發生爭執的。而如果發展到彼此爭執不下的程度，也就都不能叫君子了。如果君子與小人相處，卻從來沒有發生過爭執，那么也完全是因為君子有寬厚、愛人的氣度，能夠容得下小人的所作所為，睜一眼、閉一眼，只要無關仁義大體，什么都能接受，什么都能忍耐。而小人一般都不可能具備謙遜之德，所以遇到一起，便容易沒完沒了地斗氣、吵架、打罵。而這里的君子、小人并不應該是身份、地位的區分，而只指涉德性的保持與丟失程度。人是會變的，有時自己身上的君子成分多一些，有時自己身上的小人因素則多一些。誰都不可能永遠是君子，誰也不可能永遠是小人。同一個人身上，君子的一面與小人的一面經常重疊、交叉，甚至沖撞、對戰。所以說，君子只有點，而難得有面。完全的君子，從來是沒有的。人世間，有的只是一時一刻的君子，此一時此一刻是君子，彼一時彼一刻則未必是君子，在有的人面前、在有的事當中是君子，而換了人、換了事則表現為小人，甚至是地痞、流氓和無賴。終其一生都是君子的人，亙古不見，文王、周公、孔子不是，張思德、雷鋒、焦裕祿也不是。一生都是君子，需要時時刻刻、分分秒秒都謹小慎微，在人人事事物物、關關節節上都絲毫不掉以輕心，做到了這樣，人不累死才怪。所以一個經常性的人世現象則是，君子不長命，好人不長命，圣人不長命。

　　違背讓德的最為直接的一個禍害，往往是言語爭辯。所以，儒家一向對口若懸河、辯才無礙的人持一種謹慎的保留態度。《論語・公冶長》中，有人說弟子冉雍是一個仁者，只可惜不擅言語。但孔子卻以為：“御人以口給，屢憎于人。”何晏注曰：“佞人口辭捷給，數為人所憎惡。”專靠口才對付別人，能言善辯而先聲奪人，夸夸其談而忽悠別人，強詞奪理而頂撞別人，這樣的人往往只會被人記恨和討厭。并且，“不知其仁，焉用佞?!”無論冉雍能否稱得上仁，都不需要寄托于口頭表達。大智是不用言的，最深刻的道理往往并不需要表達什么，實際行動最能說明問題，所以說，“大音稀聲”。要防止口若懸河、辯才無礙的人把你騙了。講話不用稿子的人，多半是行動的矮子，因為他們的心思都用在網羅詞句和編織語言上面了，整天就盤算著：怎樣把話說得更漂亮一些、怎樣才能夠更吸引人。偉大且德行良好的歷史人物，大凡都不善于演講，且極少有“文藝腔”，不是因為他們不會說話、說不好話，而是因為他們早已經把言行之間的關系掂量個盡透，而不屑于廢話噦嗦，白白浪費精力。禍從口出，少說為佳。得罪了人的人，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因為嘴不饒人，理不讓人，爭強好勝，而滿足于當下的一吐為快。暫時的快樂得到了，但重新修好卻要很長的時間，甚至是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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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讓德，看似簡單不難，其實也得下一番硬工夫。用道義、禮法的韁繩去束縛內心之中的那匹血氣性情的野馬，就是行讓工夫的落腳點。《晏子春秋・內篇雜下》說：“讓，德之主也。”無讓不成德。儒家各種德行品格中，讓似乎更具有主導、領先與基礎的地位。“廉之謂公正，讓之謂保德。”為政清廉，才能稱得上公正。行有謙讓，才可以守護住自己益已積攢的德性。“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怨利生孽，維義可以為長存。且分爭者，不勝其禍;辭讓者，不失其福。”從限制與規定生人養人的血氣入手，根除爭心、怨恨，可謂釜底抽薪，是最厲害的一招。人必須努力用義與理去克制、馴服自己的血氣性情，融解事端爭執，使其隨時都能夠按照禮樂規范而流現于外，因而也更具有人性特質。然而，儒家之讓又不是一味地退守、回避，或無原則地放棄。讓有法度，讓有分寸，讓的根據是禮。所以，禮不離讓，讓不離禮。出于禮的讓是應該的，值得大力提倡;而不符合禮的順從、遷就、姑息、縱容，則是不能叫做讓的，必須予以制止。

　　下工夫行讓，在本質上，最終還得依靠于將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恕道。雖然讓為恕之一德，但努力用自己的所欲與所惡去同情別人、理解別人、想象別人，仍是讓的心理前提與觀念準備。實際上，行恕與有讓之間經常構成一種互相促進、彼此推助的良性循環，即便再仔細分析，也很難截然理清它們的內部關聯，硬說出一個所謂的道理來，反倒顯得勉強、夾生。焦循的《雕菰集.卷九.格物解二》說：“以我之所欲、所惡，推之于彼，彼亦必以彼之所欲、所惡推之于我，各行其恕，自相讓而不相爭，相愛而不相害，平天下，所以在絮矩之道也。”同樣，別人也會用他自己的心情去同情你、理解你、想象你。可見，讓德是一種普世性的道德要求，無論在文明之區，還是在蠻貊之邦，都行之有效，適合于任何德性主體，也適合于任何被施對象。現實世界中，如果每一個人都心存恕道、行有讓德，愛同類、愛同族、愛同胞，那么，就一定能夠創造一個相互理解、相互寬容的美好人際環境。

　　然而，如果按照儒家的要求，行讓德之至，則又必然滋生出另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即現今時代，利益驅動，法律制衡，人們普遍地更愿意按照法律辦事，權利、權益的自我保護意識極為強烈，逐利、爭利都還唯恐不及，恨不得不勞而獲、無本萬利，甚至竭盡欺騙、敲詐之能事，又何以能夠行有讓德呢?而如果一味地主張謙讓、敬讓、恭讓，則又何以更好地立足于當下社會呢?實際上，要知道，法律與道德是兩個領域，有交叉，更有分殊，法律不能跨界而生效，道德也難以越俎代庖，對于治理社會、秩序建構的作用，誰都不可能自己說了算，誰都不可能被唯一化。道德是人心的必然產物，只要有人在，就有道德的存在空間;同時，道德也是社會的必然產物，只要人還群居著，就離不開道德這個杠桿。道德始終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點綴，更不是必須斷除、拋棄的累贅。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不可能不要道德。對于現代人而言，合法的權利、權益當然不能放棄，但如果把讓德滲透到我們的權利、權益維護的實際環節中，其功效保證大為改觀。權利、權益的獲得，不僅合法，還要合義，不僅有紀律，而且有人性。創造財富的時候，應該積極進取，爭先恐后，不能讓別人撥了頭籌;分配財富的時候，則不妨禮讓在前，先人后己，不落下一個弱勢同伴，自心善良，感化別人，而不把事情做絕，于個人、于集體、于整個社會秩序，豈不是錦上添花!而如果唯利是圖，根本不顧形象、顏面與人情、道義，爭搶不讓，霸道行事，分厘必爭，絲毫必得，乃至不惜使用卑鄙、惡劣的手段，損害別人的權利、權益，日后自己回想起來總會臉紅害臊，到那個時候才后悔自己當初真不該那個樣子，則為時已晚，因為你的脊梁骨早就被人戳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