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以往是將管理更多地當成“一種職能”，因而對于從事管理的人，并不對其進行科學的專業訓練，以致管理不善效率低下的現象比比皆是。對此潘教授說：“我們的管理之所以落后，水平總也提不高、上不去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對管理在認識上存在的片面性，即只承認其職能作用，而不認識、不承認管理是一門科學。”

　　對潘教授的立意以及幾層推論，筆者大致贊同，若能依此理由層層解決問題，定能引出比現實狀況為好的結果來。但是說到管理是一門科學，似乎不很科學。在這個概念上多發幾句議論絕不是打概念仗，而是設想到，要真是以科學來對待管理，則會引起各種非預想的后果來。

　　既然我們應當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管理科學，那么對待管理科學的研究則更應當先樹立科學的態度，從這個角度看，筆者所論就不顯多余了。

　　科學的結論不因地點時間場合的不同而有所更改，但管理就沒有這個特性。在美國實施泰羅制(the　Taylor　System)就可以成功，放到撒哈拉以南就絕無成功可能。原因是管理的對象是人，把人當成科學研究的對象時只能研究所有人的共性那部分，如心理、生理、體能等等，而當一個人的文化屬性和社會屬性成為研究對象時，則屬于社會科學的范疇了，出于對人(human)和民族的尊重，研究者只能是個觀察者、描述者，對對象的歷史、現狀及其演變規律進行考察、分析和推斷，而不能像對待元素和物體那樣任意加個什么外界條件看其發生怎樣的反應或形變。說到這就比較明顯了，我們如果把管理與科學混為一談，也就是把管理對象(顯然是若干個人)當成了無生命體。顯然，這里已經由一個可能是描述上的失誤推導出某種非人道的判斷來了。“要把人當成目的來對待”(康德語)，不要把人當成試驗品。

　　一、管理中的管理原理屬于科學范疇，我們應當以對待科學的態度對待之

　　首先，應當把管理分解為“管理原理”和管理過程。

　　管理原理用英文應當表述為Principle　of　Management，而管理過程應當表述為Managing。“管理原理”與Principle　of　Management含意比較貼切，但是“管理過程”與Managing的意義有些偏差，在中文中沒有動名詞之說，只能加上個“過程”，這樣“管理過程”又像是一個偏正詞組，像是“管理”在給“過程”做定語，如果把過程與管理換個位置，也有不妥，表述為管理(過程)或就用管理兩個漢字也不十分恰當，好在用Managing給它當注解也就表達了筆者所要表達的意思了。

　　管理原理應當被視為科學。

　　將管理做為這樣一種科學門類進行復制、普及和推廣就不很合適。但是“管理”中的原理部分(即管理原理)就可以這樣做。因為管理原理揭示的是管理行為發生和存在的依據，怎樣才會發生管理行為，怎樣才使管理行為變得最有效率，這其中的規律是客觀存在的，研究的對象是管理行為，而不是管理者或者他面對的被管理者，也不涉及改變管理對象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而偏偏這個管理原理在目前管理科學研究中是最欠缺的。而這一完全符合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的內容，其實早已進入另一類學者的視野，這“另一類”學者就是控制論(或系統論)研究者。他們對它進行了多年的研究，但他們始終沒有認真地考慮過它與管理科學這一門社會科學的關系。筆者猜想，其原因是當今社會極其復雜的知識體系，使人們不得不陷于專業分工的叢林之中，人們不愿或無法進入跨越更多學科分工的領域。

　　管理原理的許多現成的成果都已分布在控制論理論體系中，尤其是管理控制論和控制論的哲學基礎之中。管理的科學依據也決非像現在管理理論(被稱為管理學)所羅列的是什么計劃、決策、組織、領導、激勵、溝通……等等內容，而應當由以下主要三個部分來組成：①系統分析(系統分類、系統組織原則、系統變量和系統動力)或稱系統的正當性、系統的客觀性;②系統的反饋模型;③系統的決策方式。

　　這些是客觀的屬于規律性的東西，在它們被研究過程中抽掉了其現實的文化屬性，研究者也處身那個被研究的系統之外。

　　但是這些領域內大量應用著復雜的抽象哲學思維邏輯和數學模型，許多難題還有賴于現代電腦技術的輔助。把這些原理性的東西用通俗語言演示清楚就不是我們這些從社會科學領域中出來的原來只打算學習管理(方法)的受訓練者所能勝任的了，因為我們的知識嚴重不足。這部分內容只有委托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專門家去完成，由他們把控制論體系的有關內容進行整合，或者再補充進怎樣的內容，只能以他們的意見為主了。或許他們也要改變一些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這一點我們倒可以發表一些建設性的看法。

　　管理如果成為一種科學，只有面對包括管理者在內的那個行為系統對它的客觀性反復質疑，并見那個行為系統是客觀的，或者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當成客觀的系統來對待時，才能研究出管理行為的一定之規，才是一門科學。如果那個系統的客觀性經不住質疑，或者它存在的條件極苛刻，外部條件一變，它馬上就消亡了，那么你把它當成一種科學來對待是不經濟的。里昂惕夫投入產出理論的創立和研究過程是受蘇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的絕對國有化的計劃經濟體系啟發和要求而產生的。當投入產出表將矩陣模型適用其中時，全世界都驚呆了，那些極力攻擊計劃經濟的“反動”的理論家們在這一事實面前處境十分狼狽，他們只好向后撤退，從原來由哈耶克自由主義者們的理性分析與批判的前沿后撤到人道與非人道的道德判斷，企圖從倫理角度否定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也就是說，計劃經濟理論可以成為科學的理論，它的對象是客觀的，依照人們公認的原理，凡是可以用數學模型來表達的東西就是客觀的。但是這時無論爭論的任何一方心里都沒有了底數。于是才有了聯合國將兩種核算方式(MPS——物質生產體系和SNA——國民賬戶體系)都予以承認的局面。也就是說，大社會計劃經濟理論不是一個子虛烏有的東西，它是客觀的，可以建模的，可以進入數學王國。但是它所要求于人們的條件極苛刻，在當時(也包括現時)條件下，人們不可能以科學的態度來建立和控制(管理)它。這門大學問我們現在還研究不起，只有待以后條件成熟時再把這一偉大試驗重新提到日程上來。

　　雖然管理原理被人們認識和總結出來是十分困難的事情，但是在歷史上，當人們并未有現今社會那么多“禁忌①”的時候，有序或無序的斗爭，或者市場化非市場化的競爭，會使得不同的組織系統在碰撞中分出優劣，從而不斷選擇出來在當時條件下最貼近(或說符合)管理原理的那個系統來。氏族組織之間的斗爭，民族間的沖突，國家之間的戰爭，企業間的競爭，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在檢驗和取舍人們的科學管理的理念，違反管理原理的人群組織在這些碰撞中失敗，不容你溫情脈脈地永遠沉溺于舊時的組織氛圍里，傳統如果不隨社會的變遷而時時變革，推出新的管理模式，重組出新的組織系統，不管它多有文化性和有多大的藝術魅力，都將成為歷史長河中的遺跡。

　　我認為，人們如果不去主動地探索管理原理，依現在人類已經上道的探索精神和選擇方式，也能慢慢地從實踐中摸索出來。但是科學的生活方式給我們當代人類以這樣一種機遇：人們可以依據某種智慧，先由少數專門探討“規律”的人摸索出主動出擊的方案來，減少或者避免用殘酷斗爭和競爭的方式和較長時間的投入才能換來的經驗性的系統知識。這就是科學研究的社會意義。

　　我們進行管理科學的研究的意義也正在此。

　　二、管理過程(Managing)是一種職能，我們應當以對待技能或藝術的態度對待之

　　把管理過程當成科學是不可行的，更確切地講是行不通的。再過多少年我們也無法給“管理過程”列出嚴謹的理論體系，從根本上講它在客觀上并沒有體系，如果有人硬要為它建立體系，顯然像是給上帝建立體格檔案。兩卷本的魯緬采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蘇聯在全盛時間的經濟教材，它就是力圖給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經濟管理過程建立體系，其結果，只是將蘇聯當時的國家經濟管理的部門組成結構予以解說，并沒有任何科學成分在其中。蘇聯的經濟管理體系既不是經市場競爭優勝劣汰方式后形成的自然系統，也不是經過對大社會經濟系統進行科學研究以后，依據科學理論而建立起來的科學的人工系統，因此，盡管人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系統的目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實現，但這個“成就”與管理過程的理論毫不相關，而是系統外部的某些決策的力量在推動在運作。魯緬采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既不是以自然物為對象的科學理論，又不是以人工系統為對象的管理過程操作方法(即技能培訓教材)，因此，它既不具備任何科學性(它沒有揭示出任何事物的客觀性)，也不具備操作性(它沒有教給學習者任何管理技能)。

　　在人們接受Managing培訓時，只能傳授方法。本質上它與駕駛(汽車、飛機)的技能沒有什么區別。只不過參與“駕駛”的人是相互配合的一群人，而且面對的不只是儀表和顯示器，還有多種系統要素：人、信息和各種資源。

　　如果說管理好這個系統內只需要有資源配置和信息處理技能的，那么在某些時候這個管理還好像是一個類似自然系統的“人——機”對話的系統工程，但是現實社會中越來越多的工作幾乎都要通過一個個具體的人進行選擇決斷來完成，因此，Managing更體現為“人——人”之間的反復信息反饋過程和充滿經濟考慮的抉擇、決策以及核算等行為。因此管理工作更體現為管理者是在支配(若干個)他人來完成自己的意圖。

　　面對五花八門的各種門類的“系統”，Managing的“理論體系”無法成形，只能提供出各種類型的Managing的成功或失敗的先例，起到示范的作用。而且這個示范并沒有“標準答案”相伴隨，學習者只參考其方法和思路，“見識”(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習”)多了，由自己琢磨出道道來。這就是方興未艾的MBA教學方式。

　　這種案例學習，展示的不是客觀存在的某種規律，也就是說人們不是在學科學，而是在領會和揣摩“一種悟性”。這種教學法就與藝術領域的教學法相似了。學習者只從教授者那里獲得“筆法”和“感覺”;在學習后所面對的要對其進行管理的系統，只是自己進行再創造的一種環境或條件，模仿和照搬是沒有價值的。這是管理者最感困惑和最能體味出其無窮魅力的。

　　管理者實施管理時絕大部分時間已不用“復習”管理原理(即管理科學的那部分知識)了，而要對他所管理的人進行了解、選擇、使用、激勵、培養、任用、罷免……這構成所有的管理者進行管理工作的大部分內容。這些技能無法上升為理論，也就是它們顯示不出是一種什么“管理科學”的本質。

　　相反，管理者做好這個內容的工作，更多地需掌握各種人文知識，需要培育自己的涵養，培養自己與別人的合作習慣，幾乎一切與文化有關的知識都會對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產生積極的作用。

　　面對文化背景不同的被管理者，管理者要實施不同的管理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起對方的工作熱情，這更體現為一種藝術才能。而對全體被管理者進行共性分析，創造出一種氛圍，激勵和培養出一種同舟共濟的團隊精神，則更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的高層次的管理方式，這就是創建企業文化的工作。這種“本事”則更不是可以以傳授科學知識的方式來培養的。因此，這部分“管理”——Managing，只能是一種職能或技能，根本不能以對待科學的方式來對待，而以對待藝術的方式來對待倒可以結出最佳的效果來。

　　人工系統，尤其是人工社會系統，比如一個企業，一個社區乃至一個社會，其存在機理往往是文化在起內在作用。一個管理者用對待自在物那樣干涉那個系統的存在和變革方式，哪怕他出于良好的意愿，應用“科學”的手段，也會引出不好的效果來。十七世紀以來的西方文明向東方和美洲強力推行的“文明開化”運動(即殖民化進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丁文江為代表的自然科學家以科學為手段改造中國社會的努力(被稱為“科學主義”)都違反了某種人類最高等級的倫理原則，故都已被歷史所否定。現在提起中國的地質科學，人們馬上就想起李四光，其實依筆者個人之見，丁文江先生在中國地質科學建設方面，貢獻絕對大于李四光，但是依愛劃線看人的中國傳統，就因為他頭上戴著一頂“孫傳芳豢養的政客”這頂帽子，就把他在地質科學上的貢獻也一概抹殺了。好像新中國接手的那么豐富的地質資料和組織良好的地質學研究隊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財富一樣。其實與那些成就最有關的一個人就是丁文江。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不顧病魔纏身，不顧學生們勸阻，堅持親身進行野外考察，最后死在考察第一線。但是他所謂“投身”孫傳芳，正是他以對待科學的態度來對待社會管理，以至事業慘敗又遭毀譽。這樣一位偉人都陷入了科學主義的泥淖(可見科學主義多么誘人、多么害人)，我們這些長期在“改天換地”戰鼓聲中熏陶的人就更難免陶醉于其中而絲毫未予覺察了。

　　我不同意把管理完全當成一門科學，似乎與不同意將管理對象當成自然物之間尚有段距離，實際上前者是可以合乎邏輯地引出后者的。管理好一個系統，需要預先學習點什么，但更重要的是要對那個被管理的系統進行調研，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倡導的實踐論的觀點。“你要變革一個梨子么?那你就先要嘗一嘗梨子的味道。”這句著名的警語在啟示我們處理好管理者與他所要管理的那個系統之間的關系的同時，也在告誡管理者一種思維方式，這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也是管理者在實施管理的過程中須臾不可忘記的工作方法，這與自然科學的實踐已有十分明顯的區別。此時的“管理”不允許你為了既定的目的而改變那個系統的外部環境。相反，此時的“管理”卻要求管理者自己先要“脫胎換骨”，才能在管理過程中與全體參與管理的人員以及那個系統融為一體。這更是自然科學工作者所無須經歷的“自我改造”的過程。

　　科學還有一個特性，就是它的可重復性或說可再現性。只要給學生預備好實驗條件，科學所推斷的結果就會如約而至。但是管理決無此特征。不用說實驗條件難以重新布置，就是花大價錢重演一次，其結果也絕然相異。因為，那個管理者的角色，就像是科學實驗里出了個韓復榘他爹，導演出來的東西戲單子里肯定沒有。用一句更廣為人知的話來說，就是一個人不能同時跳進兩條河里、一個人也不能兩次跳進同一條河里。

　　三、管理理論的現狀為什么這么混亂

　　在已經成為專著體系的管理學的各種版本的著作中，都存在著將“管理”的科學屬性與技能屬性混為一談的問題。因此管理理論不但成了各種局部管理內容(計劃、領導、激勵……)的混合體，還夾雜起許多別的學科的看似相關的東西，如行為科學、心理學等等。哈羅德·孔茨(Harold　Koontz)把這一現象稱為“管理理論的叢林”，這很形象。如果人們不將管理的二重屬性分開認識，那么管理學永遠也無法從“叢林狀態”變成一棵有根有干的參天大樹。

　　既然這些管理理論主要是從實踐中成長起來的，因此，理論中帶有明顯的經驗印記。這不但造成人們以經驗來對待的習慣看法(在中國則更甚些，發至引發起潘承烈先生的如前議論)，還造成了另一種現象：“經驗”進行再挑選，某些外部的相鄰“理論”進入下一層的理論體系。這也形成了“叢林”的混亂局面。

　　四、小結

　　最后，我們再從科學哲學角度來分析一下現在通稱為“管理”的理論所包括的分屬于兩個不同領域的內容，“管理原理”和“管理過程”。

　　從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分析，“管理原理”是客觀存在的一套理性自在物，研究者或學習者處在與“管理原理”毫不搭界的外部，探究“原理”是如何發生的，“管理”所發生的那個系統是個怎樣的系統，管理的方式與系統的生命周期的關系如何，系統內在的信息反饋與系統的運作方式，決策者的產生與更替方式對系統的各種反應……等等。由于系統的存在是發生“管理”的先決條件，因此，系統論應當成為管理理論的母體理論。它是自然科學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管理原理是一門科學(或者是控制論這門科學的子系統)。

　　而“管理過程”則是研究者或學習者已經站在了管理者的位置上了，因此，就可以用“我”來代替所有研究者或學習者了。“我”已經處在那個特定的系統中從事著管理了，“我”為了提高管理效率，需要掌握這樣那樣的知識，其中包括(個人)心理學——用以揣摩“我”管轄的人們的心理，行為科學——用以從整體上把握人群的行為方式和群體組織效應，當然還有數學、工程學等更為基礎性的科學了。“我”為了更有效地進行管理所必須學習的那些知識是客觀存在的科學知識，不等于它們就成為“管理過程”理論的一部分，不管其中的知識與管理成功的關系之間有多密切，也不能改變這個事實。沒有這些外圍知識(行為科學之類)不等于管理過程(Managing)無法發生(只是使管理顯得不那么非人道或那么低效)，這就足以證明(行為科學等)其他知識不是“管理過程”理論的必然組成成分。

　　很清楚，“管理過程”理論，應當提供給“我”在做某種管理工作時應具備怎樣的知識結構，以此為基礎，“我”才能成為成功的管理者。那些必備的知識結構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遷(工業時代與手工作坊時代不同，而與信息時代又大相徑庭)，隨著地域的變化而變化(在中國進行管理就不用了解太多的美國國情)，因此，“管理過程”的性質應當是一門技能培訓，不能算做一種科學。而管理者為了提高管理的效率而必須學習和掌握的某些科學知識(如行為科學)只揭示了另外一些客觀存在的規律(如行為科學揭示的是被管理者一般的行為規律)，雖然它是科學，但不能記在“管理”的頭上。